• 2007-10-06

    北岛:证人高尔泰 - [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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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人高尔泰
       
    北岛

    转载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00164/

      某些人很难归类。他们往往性情古怪,思路独特,不合群,羞怯或孤傲。一般来说,这种人不大招人喜欢,特别是政治家,无论是专制者还是民主派,都会因为他们难以归类,不便管理,而把他们看作天生的敌人。高尔泰就是其中一个。
      我一到纽约就跟他们联系。高尔泰耳聋,一般总是他的夫人浦小雨接电话。在小雨柔弱的声音中,突然听见高尔泰的大嗓门:“北岛,欢迎你来!”随即就消失了。他只使用电话的话筒部分,因听筒部分对他毫无用处。
      头一次见到高尔泰是一九八七年,在成都的一个画展上。我们握手时,他的手大而有力。我从手注意到他的体魄,健壮、敏捷,且不善言辞,和著名的美学家、大教授身份极不相称。我们闲扯几句,我记住了他那略显阴郁的眼睛。其实那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顺的日子……暴风雨短暂的间隙。
       听说过他的一个故事。一九八三年高尔泰在兰州大学教书,赶上“反精神污染运动”,被定为全省批判的重点。有一天校党委书记通知他,省委书记要跟他谈话,并给他张条子,写明时间和地点。可到时竟不见踪影,急得党委书记团团转,四处寻找,直到第二天才找到他。书记暴跳如雷,问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高尔泰平静地说,他没有躲,只是在画室画画。书记厉声问他既然接到通知为什么不去?他答道,我是接到了通知,可我并没有答应。
      高尔泰,江苏高淳生人。五七年因发表《论美》一文而被打成右派。大概是高家天生的反骨,父亲和姐姐也遭此厄运。不久,被劳改的父亲在出砖窑时跌倒,再也没爬起来。高尔泰在戈壁滩的劳改营目睹了无数的死亡,自己也差点饿死。
      五九年他被一只无形的手从死亡线上挑出来,送到甘肃省博物馆画十年大庆的宣传画,逃过一劫,使他有一天作为证人,记下那远比古拉格群岛残酷十倍的苦难。 他离开劳改营的当天,头一次和押送他的警察共进晚餐,他嚼都不嚼,大口吞下太多的肉块,以致到今天还常常胃疼。
      我再次见到他是在洛杉矶。八九年夏天,他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南京被捕入狱,被关押了半年多。出狱后他和小雨通过地下通道逃到海外。我们的舞台由于一次事件转动了。亲朋好友,天各一方,甚至永远不再相见。没想到事隔八年,我和高尔泰竟在地球的另一端重逢,真是又惊又喜。他变化不大,原来眼睛中的阴郁竟然消失了,代之以明朗,像洛杉矶的天空。他耳背,跟他交流很困难。每次我说话,都是由小雨大声重复一遍,有点儿像通过口译,只不过是从中文到中文。好在我们都不认为谈话是重要的,大家在一起坐坐,共享那温暖的时刻。小雨是高尔泰的学生,曾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搞美术工作。她性情温和,心甘情愿地跟老师浪迹天涯。他们当年靠给西来寺画画维生,日子简朴而充实。告别时,我有一种冲动,想搂住他那厚实的肩膀。不,我想不是哀怜,而是骄傲,为他而骄傲。
      以后陆陆续续读到他的回忆录《寻找家园》,让我记起那一瞬间的骄傲。中国不缺苦难,缺的是关于苦难的艺术。高尔泰的故事把我们带回历史的迷雾中,和他一起目击了人的倾轧、屈服、扭曲和抗争,目击了生命的脆弱和复杂,目击了宏大的事件中流血的细节。他的文字炉火纯青,朴实而细腻,融合了画家的直觉和哲学家的智慧。他告诉我,他是压着极大的火气写的。我却没有这个感觉,可见他功力之深,把毕生的愤怒铸成一个个汉字。
      我们去看望高尔泰夫妇。从曼哈顿出发,穿过荷兰隧道,进入新泽西。我的朋友学良开车。车是跟他弟弟借的,又破又小,新装上的轮胎还有问题,车身发飘。我们离开都市,穿过人烟稀少的旷野,春风吹绿了大片的树林。
      他们在新泽西南部的一个老人住宅区花五万美元买了个小房子,这笔钱在曼哈顿最多只能买间厕所。我是建筑工人出身,房子一看就是低成本的。两室一厅,一间卧室,一间是高尔泰的书房,还有间相当敞亮的花房,作小雨的画室。这里太安静了,静得耳朵嗡嗡响。他们生活简朴,很少与别人来往,除了画画写作,唯一的乐趣就是到附近森林里散步。
      高尔泰和我所见过的中国知识份子都不一样。他外表更像农民,眼睛眯缝着,脸色红润,总是带着敦厚的笑容,好象望到了一年的好收成。我和高尔泰聊天,小雨继续充当“口译”。后来发现我坐的位置不对,正好对着他那只聋了的左耳,我调整了一下,靠近他的右耳,谈话畅顺多了。我突然想到,他不戴助听器,显然是有意切断和世界的联系。当他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通向内心之门。我夸他的散文写得好,这回可让他听见了,他乐得像个孩子,接着问我别人还有什么看法。又连忙从书房取出一本影集,里面不是照片,而是一张张比火柴盒稍大些的发黄的纸片,仔细看去,上面竟是些肉眼难以辨认的字迹,细密得像古瓷上的纹路。他告诉我,每张纸片都有一万多字,是他在劳改营写的。为安全起见,他把钢笔尖磨得比针还细,趁没人时写在纸片上,再把这些纸片藏在棉袄的夹层里。一件棉袄竟有十几层大小口袋,装满这些危险的秘密。文化革命抄走了他所有的手稿,唯独这些记述了他更隐秘的思想的小纸片被抄家者当废纸踩来踩去,没人注意,得以留存。
      晚饭前,他带我看看他和小雨的画。他们的生活压力很大,去年他们给庙里画了三十幅画。六十年代高尔泰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临摹壁画多年,老天再次成全他,这本事成了他在海外谋生的手段。他告诉我,有时写作会突然想到挣钱糊口,只好忍痛放下笔。
      客厅墙角有一副做俯卧撑的木架,是他自制的。我常去健身房锻练,连撑二十下,不免有些得意。没想到他连撑五十下,面不改色气不喘。他毕竟今年六十二岁了。五十年代,他凭天生的体质,平过百米短跑的全国记录。也许老天给了他这副好身子骨,就是为了让他熬到别人熬不到的那一天,为人间的苦难作证。他告诉我,“六*四”后他在狱中,狱霸像对待所有新来的犯人那样对待他,忍无可忍,他三拳两脚就把那家伙摆平了。
      同行的朋友咪咪反客为主,转眼间做了一桌好饭菜。高尔泰端出坛上等黄酒。席间,小雨又成了客人们的回声。上路时,高尔泰握着我们的手,大声说,“很高兴你们来!”这句客套话,被他还原其本来的含义:他真的很高兴。
      夜色深了,我们的车走错了方向,又绕回来。他们还站在那里,大概要去散步。我似乎看见他们手挽手,穿过没有月光的森林,一直走到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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