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11-15

    李劼:诗歌和皮鞭的对话,黄翔和秋潇雨兰传奇 - [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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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sina博客上李劼先生所给我回复的启发,晚上细读了先生的八十年代回忆录,感触至深。虽然关于晓波先生等等的一些看法,我并不见得赞同。尤其惊叹于黄翔和秋潇雨兰的传奇。不由想起高尔泰浦小雨夫妇的联展,他们是琴瑟和鸣珠联璧合的。小雨,跟秋潇雨兰多么相像啊。
    转载两篇文章。
    忽然很想去敦煌,为的是可以痛快地哭一场。

     

    诗歌和皮鞭的对话,黄翔和秋潇雨兰传奇

    节选自李劼《中国八十年代文学备忘(回忆录续)》第八章《他们的生活和写作使先锋成为可能》第一节(《自由写作》首发)
     

    在我所出生和居住过的那个城市里,那个叫做上海的城市里,我被我的朋友称为公认的傻人。我没想到在纽约会碰到一个比我更傻的傻人。我指的是诗人黄翔。

    我刚刚认识他们夫妇的时候,他们正处在生存的焦灼和人际关系的险恶中,几乎天天看到黄翔在咆哮,一会嚷嚷被蒙了,一会又叫喊被骗了。他叫得我心绪不宁,对他说,你就不能不跟那些狗娘养的同胞打交道么?

    他不吭声了。因为他只能跟那些狗娘养的同胞打交道。虽然他非常厌恶这个恶俗世界,但他无从用英语表达。

    最后是一个笑起来灿烂得宛如小姑娘似的美国老太太,朱迪,把他们夫妇接到新泽西的小别墅里,总算让咆哮的黄翔安静了下来。

    在未搬离纽约之前,有一次,我约了他们夫妇到纽约东村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让黄翔对着一大群美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用中文大声朗诵了一首诗《独唱》。我当时就像个文学青年一样地站在他旁边,给他做翻译。黄翔这下总算找到了感觉,开心得手舞足蹈。那个主持朗诵会的美国少女,光着亮晶晶的脑袋,跟黄翔热烈地拥抱。那个邀请我们去的专栏女作家,也因为黄翔的朗诵和我的翻译而激动不已,在我脸上使劲亲了一下,亲得黄翔误以为她在跟我谈情说爱。

    后来那位专栏作家,特意把我们介绍给一个台湾籍的什么教授。一碰到同胞,那个教授马上跟我们来了一副狗娘养的表情,生怕避之唯恐不及。当我在那个美国作家的催促之下,有些不太情愿地把自己那套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拿出来给台湾籍教授看时,我发现那家伙的脸都变白了。因为人家辛辛苦苦总共才出过一本书,还是写福建难民的。

    不过,顶好玩的还是黄翔,只见他呆呆地看着我,又惊又喜地对我说,你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黄翔除了自己的诗歌,其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关心。但他倒是一点都没有因为我像个文学青年而对我有任何鄙视,或者在我面前摆诗人之谱,更没有像那个狗娘养的教授一会儿一脸的高高在上,一会儿一脸的阢陧不安。相比之下,黄翔的懵里懵懂,让我觉得非常可爱。他确实比我还傻。

    他的妻子,在他们所有的书中,都被称作秋潇雨兰的张玲,跟黄翔在一起像个小母亲。然后,她把我也当作另一个大孩子,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李劼,你跟黄翔是一模一样的人,你们两个都非常单纯。那口气像是在叫一个她看得顺眼的孩子,经常跟她家的那个孩子一起玩儿。我听了,装作很成熟地点着头,让她感觉我比黄翔要懂事。虽然黄翔比我整整年长一轮还不止,而张玲却比我要年少一轮不到点。

    在他们两个搬去朱迪家之前,他们几乎天天叫我去他们家吃晚饭。张玲炖的猪手,让我印象特别深。她一面朝我碗里盛猪手汤,一面告诉我说,这汤很养人的。

    那时,我跟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的是如何在纽约生存下来,比如去读什么书,去做什么事,去找什么工作,从来不提各自的当年事。他们不清楚我的来历,我也不过问他们的过去。我以前隐隐约约听唐晓渡说过他们的故事,但我一直到现在写作这部备忘录的时候,才认真看了他们的自传和黄翔的诗歌。因为当时我发现彼此并不知道各自的过去是怎么回事,已经相处得很好了。唠叨什么过去如何如何,简直是多此一举。再说,我心理上有一种刻意的回避。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故事梗概,不愿意把自己扔进一种惊心动魄的状态里,一如我不想读《古拉格群岛》,不想读许多有关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我不想打破好不容易得到的一份安宁。

    因此,无论他们怎么力邀我去出席一个出版黄翔诗集的新闻发布会,我都没有去参加。我仅仅是凭着跟他们交往的感觉,给他们写了一段文字。然后托黄翔带到会上,让人代读一下。

    即便在开始动笔写这份备忘录时,我都没想到一定要把黄翔他们写上。只是写到这第八章,才突然发现,怎么能漏掉他们两个呢?

    于是我打电话叫张玲给我电邮他们的资料。他们两个都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一听我要读他们的故事,想也不想地哗啦哗啦地给我寄了一大堆,把我的电子邮箱都给撑破了。

    于是我开始阅读。虽然在这之前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我还是没想到那些文字是如此的灼人!

    我在这之前,还特意跟我的一个朋友商量过。我说,我准备把黄翔写进去。我的朋友当场表示反对。理由是,黄翔故事是动人的,但在美学上会有价值么?

    也许我的朋友有他的道理,但我觉得他的说法太学院气了一点。

    然而,我一读黄翔和张玲的故事,还没读其诗歌,我就已经不准备理睬来自美学上的质疑了。无论是诗歌美学,还是其他什么美学,比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什么美学,在活生生的生命面前,全都成了废话。

    什么叫做“人类诗意地居住在这地球上”?

    这就是!

    凡是在荷尔德林是思考的内容,在黄翔和张玲却全都是以生命的方式,以存在的方式,直接抵达了。任何文字,在如此直截了当的方式面前,都会变得苍白,如同一支香烟那样燃烧成灰烬。甚至连秋潇雨兰的命名,都不足以表达生命从地狱里燃烧出来和生长出来的全部诗意。

    也许黄翔本人的自我写照,表达出了一点这样的诗意。

     

                            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就诗歌语言而言,这实在是太简单了。但真正的诗歌,其语言恰好是简单的,就像《诗经》里的语言一样。就像贝多芬的音乐一样。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以叩门为主题的旋律是多么的简单。因为存在就像命运本身一样,是非常简单的。黄翔的诗歌,四句简简单单的话,把逃亡,挣扎,践踏,包括被践踏和践踏他人,表达得淋漓尽致。在一个不许存在,只能生存的世界里,存在只能变成一只野兽,一只顽强的野兽,以求顽强的存在。

    在此,我特意引出几段黄翔的自述和他人对他的描述,让读者看一看存在是如何以野兽的方式敞开的。

    有一次,小学生黄翔好奇地在一口井里捞一条死鱼,忽然被农会主席逮住,骂他投毒,不顾他的求告和哀哭,竟被捆绑起来游街示众!这可怜的孩子,不过才9岁。

    我常挨饿;我被迫露宿在火车站的水门汀地上或大街上商店的大窗子上,除了偶尔找到点临时工作,或者厚着脸皮去找“熟人”混顿饭吃,我却怎么也学不会骗人和摸包。我在生活中漂泊,在漫长的饥饿线上挣扎——这样的日子伴随着我的珍贵青春岁月。

    产生又一次“出逃”的心灵冲动。丢弃工作夜晚独自爬上西去的火车盲目出走。飘泊柴达木的青海湖和大柴旦。数月后工厂保卫干事张光志寻找借口带着手枪和手铐追踪而至。被诬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试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的“畏罪潜逃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昏厥。投入监狱。因亳无事实依据无法判刑劳妀,被押回来送劳动教养。监禁先后几乎长达四年之久。

    流浪、饥饿。飘流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背上背着越积越厚越来越沉的无形的“社会档案”。口袋里揣着无处落户的户口。身上“钉”满歧视的眼光,处处被人驱逐。在人群和大街小巷频频“出逃”于无处可逃。

    我揭开小小的棺盖,见他(黄翔的儿子)七孔流血地躺在木板上:眼睛流血!鼻孔流血!嘴巴流血!耳朵流血!嘴里还插着根管子,是没有拔出的输氧管;肛门里也插着根管子,是抽肚子里的气的。我不忍看这种惨状,我哭了,嚎啕大哭了。

    第一个儿子出生不久,因病住院,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不准前去照看探望。后不顾阻挠冲至医院,儿子已送停尸房。揭开小小棺盖,早已七孔流血死去。嚎啕大哭。几乎被工厂和医院“革委会”扭送公安局。是夜亲自背尸上山,用手挖坟掩埋。星空下即兴构思并写成未收入诗集的《生命之歌》,对生与死发出永恒的疑问。次日夜半二时,因悲愤冲动,提刀冲至专案组组长张麻子家,猛烈敲门,麻子打开朝向马路的窗户,大喊救命,遂被扭送精神病院,从此被人视为精神失常的“疯子”。

        1966年至1968年文革初期,当中国当时的天才诗人开始放声歌唱,……歌唱

    “金光灿烂”的“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洗白的军装”时,黄翔写的是《预言》,《野兽》,《白骨》,他没有讴歌,却听凭自己先知先觉式的洞见和直觉,为“史的浩叹”,为“因抗争而铮铮绷响过的白骨”而放声哭泣。

    1969年,文革“胜利”,……黄翔则在这一时期下写作了《火炬之歌》,《我看见一场战争》,他已经向“帝王的帝王”,向“刺刀和士兵”在“诗行里巡逻”的“罪恶的战争”提出了绝对招致杀头之罪的挑战,并从此而一发不可收拾,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代。

    他们(那些文革当中曾结他实施所谓“群众专政”的打手们))因此抓住黄翔。。。将他悬梁毒打。牙齿被打掉了,手骨打断了,手掌被划开了,胸口肌肉崩裂了,脚下的血管打断了,仅仅因为他的诗的梦想和寻求。

    千万支火炬的队伍流动着/ 象倒翻的熔炉/ 象燃烧的海/ 乎火光照亮了一个庞然大物/ 那是主宰的主宰/ 帝王的帝王/ 那一座偶像权力的象征/ 一切灾难的结果和原因/

    --《火神交响诗》

    我和我的同伴们、朋友们被黑压压的骚动的人群所包围。狂热的人群自觉地手挽手地围成圆圈,把处于疯狂中的我围在中间,要求我朗诵我的诗。人们开始静静地听着,似乎还不解其意﹔而当朗诵进入高潮的时候,群情沸腾了,我的嗓子也嘶哑了。泪花在我和许多听众眼里闪光,包围着我的听众的心和我的心在胸腔里猛烈地冲撞......

    我喊道:“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烂?”

    群众齐声回答:“应该!”

    “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

    群众继继响应说:“应该!”

    人们开始抄写和传抄我的诗。甚至在夜里,在我张贴《火神交响诗》的地方,还停放着许多自行车,还有一片交叉的手电筒光在那儿晃动,人们仍然还在那儿看着和抄着……

    我被一阵“查户口”的敲门声惊醒。六、七个大汉子闯进我的家,把我从床上拖了下来。于是,我被未经正式逮捕传走了。我的家遭到了搜查。我在市公安局被审讯通宵,天亮的时候,一部小吉普把我送到一个叫“豺狗湾”收容审查站,我同我的思想、我的诗一起被“收容”了。与我一起被抓的有其它的人,我被单独监禁。

    ……

    我记得一位友人给我看过一个犹太女孩子当年在纳粹集中营里写的诗和画的画,我看得唏嘘不已,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但我读着黄翔的自传和他人对他的描述时,根本就无法使自己平静。我本来以为诗歌都是写出来的,现在才明白诗歌还有被折磨出来的,被践踏出来的,被毒打出来的。无论遭到如何残酷的虐待和凌辱,无论多少次面对皮鞭和监禁,诗人始终以诗歌作答。专制皮鞭的每一下抽打,打出来的却是除了诗歌,还是诗歌。

    存在由此成了一种诗歌和皮鞭的对话。

    即便是在奴隶制时代,也不曾有过如此惨烈的景象,也不曾出现过反差如此醒目、醒目到了刺眼的存在方式。皮鞭之下听到的不是惨叫,而是歌唱!

    这样的歌唱且不说其内容,仅从诗歌的篇名上,就可以想见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和什么样的诗作。

    《群狼》、《阳光的节奏》、《黄色的颤栗》、《和声的璧饰》、《空间奏鸣曲》、《不可辨认的时间》、《遭遇》、《世纪末的不安》。以上均收入《“弱”的肖象变奏》。《复仇》、《生之床》、《热病》、《活尸》、《虚惊》、《就诊》、《慌》、《背》、《情绪的哲学》、《弃婴》、《秒针“喀嚓”一声》、《面影》、《暴露》、《隐匿的眼睛》、《无形的孩于》、《脸上的铃声》、《一张钞票》、《圣水》、《出逃的脑袋》、《每个人的“坑”》、《谎》、《惊魂》、《夜的口腔》、《死胎》、《东方》、《人兽》、《黑太阳》、《喻》、《死亡的邻居》、《吻之忆》、《死亡的瀑布》、《遗象》、《一瞬》、《斜坡》、《暮恋》、《室内音乐》、《外景》、《雪婴》、《无题》、《夏夜》、《午夜的太阳》、《栖居》、《盹姿》、《人迹》、《苍茫时刻》、《大雨滂沱》、《故里》、《梦墓》、《和声》、《草原》、《河》。

    这里随便引出一段:

    我孑然的身子

    彳亍在万里长城上

        饥饿侮辱着我的尊严

    我向我的民族伸出了手——

     

    巴掌打在我的脸上

    指印烙在我的心上

    我捶着这悠久历史的脊骨

    为昨天流泪

       为今天嚎哭。

     

    许多研究黄翔的人们,可能都会为张玲、亦即秋潇雨兰的出现感到奇怪。这几乎就是只有在神话里才读到过的少女,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个神话人物。而且,得在非常古老的神话里,才可能读到这样的女子。假如有人怀疑冥冥之中是否有神明,那么秋潇雨兰的传奇故事就足以释疑。但要是让我来解释的话,我想,一定是皮鞭下的歌唱,引来了神话般的少女。

    尽管诗人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但他却依然向我的民族伸出了手。

    巴掌打在我的脸上/指印烙在我的心上,可是诗人不为自己哭泣,而是为昨天流泪/ 为今天嚎哭。

    上帝能不被感动么?神明听了能够无动于衷么?于是,秋潇雨兰向诗人走来,一袭白衣,洁白如雪。她以自己的冰清玉洁,对照出肮脏的黑暗和黑暗的残暴。她告诉诗人说:

    你就是我在想象中一直期待着的那个人。

    诗人惊呆了。

    我惊愕。我不敢接受这个纯真少女的纯真的爱。

    我惊愕。我不敢相信在这个追逐名利的世界上会有这种纯洁的精神之爱。

    诗人发现:

    她爱我的不同于别的“诗人”的诗。

    爱创造这些与别人截然不同的诗的这个人。

    爱我为所有的人不宽容而宽容所有的人。

    她甚至爱我的逆境。

    面对学校开除她的威胁,秋潇雨兰写下了如此一份“检查”:

    我爱黄翔,我的爱是一种深沉的思想和纯真的感情的结晶,它是纯洁的,它渗透着超凡脱俗的精神。我决不允许任何人玷辱它。

    在黄翔因为追求写作自由而再度锒铛入狱之后,秋潇雨兰如此在衣物上绣字明志:

    丈夫/你放心吧/我等着你/整个属于你/——永远/忠贞不渝、坚韧不拔。

    铭心刻骨/思念你/你的少女妻——/秋潇雨兰、冰清玉洁,情深义长。

    这是发生在80年代的事情。那些年,国家在一片严打之中,不知有多少人被抓,被判,甚至不走完审判的程序就拉出去枪毙。黄翔和张玲的“婚外恋”,无疑于“顶风作案”。

    有关张玲的传奇故事,有学者如此评说和记述道。

    一个少女爱上一个拖家带口的中年男人,这事有,但应当是绝无仅有。一个出身共产党家庭的大学中文系班级的共青团干部跟定一个档案记录上漆黑一团的社会异己分子,这事有,但也属于绝无仅有一类。退一步,就算两个“绝无仅有”已然属实,人们也还是很难相信这小女孩居然就是不听父母的劝告,无视黄翔妻子的反对坚持一条道走到黑。再退一步,即便这一切都出人意料地不合世俗的逻辑,谁又能相信,在最后时刻,当身陷一群公安大盖儿帽的包围,面对一个国家专制机器的威胁时,这女孩仍然不改初衷?

    这一次专制机器要利用世俗的价值观念和传统舆论,把黄翔这个打不倒的政治异己分子,钉上刑事犯罪、诱骗强暴少女的耻辱柱,让他死得无可非议。

        但是,贵阳市公安局把张玲扣押了三天三夜,动用大量警力,不分昼夜的分班作业,变换着嘴脸,极尽劝说、开导、威胁、利诱、欺骗、恐吓之能事,也没能使张玲在那个拟定的对黄翔的控告书上签下一笔一划。

        不签字也就罢了,张玲还义正辞严地警告公安局:她要上北京去控告他们对黄翔的政治陷害。

    公安局的周密计划破产。半夜深更一点钟,他们终于放了这个女孩并警告说,她必须严守这次行动的秘密。要是让黄翔知道了,一切后果由她负责。

        可是他们又一次,不仅低估了张玲对黄翔的一往情深,而且小视了这个少女面对强暴的勇气:张玲前脚出公安局大门,后脚就拐到了黄翔的家:张玲要拯救他的英雄。

        黄翔这一次入狱前,张玲还是一名五好大学生,优秀团员和团干部。但就在黄翔出狱的那一天,张玲变成了一个无业游民。她由于拒绝与公安、校方、社会合作消灭黄翔,而被校方在大会上宣布制裁:1 ,勒令退学,2 ,开除团籍。她旋即被父母监护着,回到远离贵阳的郑州。

        张玲84年的最后一天被迫离开贵阳,85年的第4 天,就背着父母,提着两包书,只身悄然南下,返回到黄翔身边。

    除了众多男性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她的坚强勇敢,还有众多女性无法相比的她的柔韧和耐力。当后来黄翔因为坚持不懈的诗歌创作活动和自由文化传播活动而第五次,第六次入狱时,张玲不仅要养活自己,她还要照料黄翔的孩子。可是她不再是从前头顶光环的年轻大学生,逆境和黄翔一起到来,贫穷、歧视、孤独、诋毁,以至于厄运,灾难,影子一样追随着她。她不是在生活,她是在用她博大的爱拥抱苦难的黄翔,熔化无休止的苦难。

    有关这场苦恋的历经磨难的结局,诗人自己如此回忆道:

    一九九零年,四十九岁。当年十月三日刑满获释。里里外外换上秋潇雨兰送至狱内的白衣、白裤、白袜、白鞋,一身洁白无暇走出监狱的大染缸。秋潇雨兰手持鲜花站立在监狱大铁门外。她背后一群同她一起来接我的年轻诗人和朋友们。大家象迎接英雄似地,把我送上扎有大红绸花的面包车,回到阔别三年的家。

    我想读者一定已经读得泪流满面了。为了使大家能够继续读下去,我不得不把张玲从神话中拉出来,拉到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拉进行色匆匆赶着上班的人流里。于是,人们看到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贵州女子。

    你要是在路上遇见张玲,除了她一脸的慈善面相,根本看不出她具有如此非凡的品格,看不出她身上带有任何神话色彩。有时候,她说出来的傻话,让人听了会忍俊不禁。最好玩的是,她曾一本正经地把我叫到她打工的学校里,告诉我说,她发现了一个迅速摆脱贫困的绝好机会,就是做传销。我听了哭笑不得。因为我早在出国之前,就领教过传销是种什么花样经。

    有关秋潇雨兰的故事,我其实早就听说过。但我一直不敢认真阅读。想想看吧,当你发现站在面前的是一个神明般的人物,或者说,一个观音菩萨那样的女子,你还怎么跟她说话呀?

    所以我装作不知道,把她当作一个傻乎乎的喜欢扮做小母亲的贵州女子,那样既亲切,又放松。

    但因为要写这个传奇,我又不得不读。我一读就读得昏天黑地。贾宝玉看着女孩子在地上画蔷字,都会看得痴痴呆呆。这秋潇雨兰的故事,哪里是一个蔷字了得?

    我想,我现在突然明白了,当年身为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为什么不顾一切地一再为黄翔呼吁;甚至为了黄翔的被捕,曾经恳求过一个位至人君的朋友。

    我现在也明白了,为什么许多读过黄翔诗歌读过秋潇雨兰传奇的人,都会忍不住地泪流满面,会情不自禁地向他们夫妇致以衷心的敬意。

    我现在更明白了,为什么他们的故事连同黄翔的诗歌,始终只能在民间流传,在朋友当中流传。须知,要是这一切可以在中国的诗坛和文坛上公开流传的话,让那些脚踩红地毯的诗人和作家,如何直面他们的人生,直面他们所写的一切?!

    写到这里,我又想到了那个疯疯颠颠地跟卡斯特罗一起开怀大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虽然这家伙的《百年孤独》成了毋庸置疑的文学经典,不管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但他那部小说开头的那个经典句子,许多年以后布恩迪亚上校面对行刑队的时候。。。,比起黄翔的故事,却显得有些装模作样了。因为黄翔是在许多年以前就真真切切地面对过死亡,谱写过惊心动魄的诗章,朝着远比卡斯特罗不可一世的极权者大声说不!

    假如文学和生活可以分开的话,马尔克斯的小说无疑是真实的,不管他写得有多么的魔幻。但问题是,假如文学和生活是不能分的呢?那么,《百年孤独》还有多少真实性呢?还有多少孤独可言呢?那一百年的孤独,比起黄翔和秋潇雨兰一天的相聚,哪一个的份量更重呢?

    再联想起80年代中国先锋作家的疯狂学习马尔克斯,就像当年的全国上下学习雷锋一样,我又为那个年代的中国先锋文学感到莫名的悲哀。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先锋作家,朝发生在他们眼皮底下诸如黄翔和秋潇雨兰那样的真实故事看过一眼,哪怕是不经意地瞥上一瞥。

    假如说,距离产生美感,那么对于中国民众和中国作家来说,距离产生的却是有关嫉妒心的消除效用和有关同情心的消解作用。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不管是先锋的还是不先锋的,嫉妒过任何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外国作家。但他们却会疯狂地嫉妒他们的同胞获得该奖,一如他们对黄翔和秋潇雨兰的故事视而不见。他们的心理疾病决定了他们不会做出相反的表示,一面在黄翔和秋潇雨兰的故事面前深感惭愧,惭愧自己怎么没有如此惨痛而真切的经历,一面在听到同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不管人家成就高低如何,向获奖同胞热烈鼓掌,衷心祝贺。

    不敢直面人生的中国作家,同样不懂得如何面对同胞获奖。他们更加不懂得,诺贝尔奖本身,有时与其说意味着奖励,不如说意味着被奖励。我周围有朋友认为,在一个埋头创作的人面前,在一个以生命本身来写作的人面前,任何奖都是没有意义的。但这在我看来,所谓的意义其实是双向的。对于有些作家来说,诺贝尔奖意味着对他们成就的肯定。但对于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来说,假如他们获奖,不是诺贝尔奖赐给他们荣誉,而是他们赐给诺贝尔奖信誉。很遗憾的事实又恰好在于,整个二十世纪的诺贝尔文学奖,始终没有从最伟大的作家那里获得这样的信誉。除了有个三流作家故意拒领诺奖之外,许多二十世纪公认的一流作家,都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席位上缺席。这是一份很长的名单,其中包括陀思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该话题涉及有关文学和荣誉谁赋予谁本真意义的价值判断,有关存在和生存究竟区别在哪里的终极关怀。对于许多愚昧的中国当代作家、诗人、对于许多同样愚昧的中国当代学者、知识分子、以及许多识字或不识字的中国大众来说,这类问题不是显得太遥远,就是显得太奢侈。因为他们的软弱,他们的自私,他们的虚荣心,他们的国民性,使得这个民族从来只对权力话语低头,从来只对话语权力低头。他们以前只认孙中山,只认毛泽东,好不容易才等到他们开始承认起了诺贝尔奖,并且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也将荣誉给予了他们的同胞,那样的荣誉却成了他们嫉妒的对象,而没能成为让他们感到光荣的时刻。

    这也许跟中国的作家、诗人还缺少黄翔和秋潇雨兰的经历和磨难有关。当然,即便是有了那样经历的黄翔,可能也不一定会赞美同胞的荣誉,一如他曾经直面自己惨痛的人生那样。

    在朱迪把黄翔张玲夫妇接去居住的时候,我对他们夫妇说,现在好了,这是上帝的安排,你们就好好去过你们的安静日子吧。他们去了之后,生活果然平静多了。并且一点不寂寞。他们不仅有美国朋友自动跑来,义务翻译他们的作品;他们在同胞当中也找到了知音,周围有了一批文学爱好者。他们生活得很愉快。黄翔不再为谁是中国民主运动之父那样的问题烦心,也不再被没完没了的论争所打搅。他需要操心的也许是,门前的草地剪了没有,或者室内卫生打扫没有,院里树枝修剪没有。当然,相比之下,张玲更加辛苦一些,既要在学校里忙碌,又要承担种种家务,还要给黄翔继续做秘书和助手。因为黄翔至今没有学会英语,没有学会电脑,也没有学会开车。在美国生活的三个基本指标,他一个都不曾达标。

    但黄翔的可爱在于,他对这些照样懵懂。他十分诚恳地对我说过,李劼,这是一种模式,丈夫写作,妻子打工,你也去找一个吧。黄翔天真到了以为这世界上遍地都是张玲,随便一找就可以找到一个秋潇雨兰。且不说中国大地上能出产多少这样的女子,即便是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国家,也未必有过这样的传奇故事。我曾经问过一个美国诗人,是他们介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我问他,在他所见所闻的美国女孩子当中,有没有像张玲这样的?他想了老半天,摇了摇头。

    神话般的奇迹,跟色彩缤纷的梦想相关联。我对他们夫妇不时流露出的人生梦想,梦想能够生活得更加好一点,是非常理解的。他们如此梦想不是因为什么虚荣心,而是要以此向过去所有歧视过他们作践过他们侮辱过他们的人们证明,他们不仅活着,而且活得有模有样。

    读完他们的故事,我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他们现在居住的那幢房子。我发现我每次想起那房子,房前总是阳光灿烂。那样的灿烂,有如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最后乐章,暴风雨之后的恬静;阳光和草地,还有牧歌般的喜悦和安宁。我相信上帝在冥冥之中,一直在关怀着他们,保佑着他们。

     

    读高尔泰先生《寻找家园》后写下的话
    05-12-19 10:35:49 作者:1972 来源:天涯 
    链接来源:http://www.shulink.com/Get/zysp/103613307.htm

    2005年是个奇怪的年头,说它奇怪,因为我的路走得奇怪——忽然之间就拐了一个直角,从一个不相干的行业,跨入了另一个更不相干的行业。说不相干,是因为和文字不相干——多年以来,我一直过着一种文人才会有的精神生活,但我的现实生活,竟从来都是和文字不相干的。现在,就更加了一倍的不相干了。
      好在我是一个善于自我安慰的人,我经常可以想到一些最好的理由为自己开脱,比如说如果我没做好这些事情,我会想这是因为我没有尽全力去做,因为我只想当个票友;比如说我总是在事情开展到80%的时候放弃,开始另外一种尝试,在别人看来这是一种软弱,在我看来这代表了一种自由的态度。如果这世界上有禅可参,我愿意选择唐朝那个崔宗之的态度——逃禅。我喜欢逃离。我喜欢那个兴致起来就雪夜去拜访,走到门口却又选择返回的故事。
      在这样的态度之下,几年以来,我已经基本上完全逃离了文字。
      但高尔泰先生的书把我又拉了回来。
      
      可能是因为对汉语还有些敬畏感的缘故,我不大喜欢称呼别人为先生,因为这是一个极少数人才能配得上的称呼。但对于高尔泰,确实有必要毕恭毕敬。
      关于高尔泰,以前我知道只知道他是美学家,和李泽厚齐名。几年前的《读书》上,读过《常书鸿先生》,觉得很好。是那种真的好,有风骨的东西。回忆文革、回忆反右是老题材了,能把自己活生生的还原回来,而没有粉饰或变形的,不多;能由个人而历史的,更少;能由历史而艺术的,更是少得厉害。这一篇是其中之一。但毕竟只有这一篇,过了,也就差不多快要忘记了。
      
      感谢几位闲闲书话的热心网友,使我有机会读到了《寻找家园》。我想这是我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最好的书是无所谓体裁、无所谓小说散文诗歌的,最好的书都是诗,诗可以让人通灵剔透,可以夺人魂魄,读到了,是读者的造化。
      
      《寻找家园》的好,在真切,在良心,在先生没有审判、谴责或感伤的欲望。先生实在有资格、也有能力来做些审判,但他竟没有;先生实在有理由、也有机会来大声谴责,但他竟没有;感伤确实是有一点的,这样的人,经历了这样的事,感伤是有理由的,但他没有演出那种常见的俗套活剧。这就更加难得了。
      
      因为此前从事行当的缘故,我有幸和敦煌研究院现在的领导人打过一些交道,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太,50年代从北京去了那里。在那个行当的圈子里,老太太属于德高望重的级别。老太太很亲和、很知识分子,我不能想象,在当年高先生所处的环境里,她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现在的敦煌已经是世界遗产,老太太们和美国的合作者一道,刚刚完成了敦煌的保护规划,那是一个和中国的文物保护当局关系密切的美国研究机构,我曾经接受过它的资助,我也不能想象,它是否知道、是否理解高先生和敦煌之间的故事,以及高先生那位勇敢、美丽而不幸的妻子,还有那位聪明、灵巧而不幸的女儿,他们破碎的一家和敦煌之间的种种渊源。
      
      象敦煌这样的文化遗产,据说因为普遍的价值而得到国际的共同保护,这些普遍的价值中,高先生的那种遭遇、那种经历中体现的主流价值,应该是不在其中的;而高先生,作为一个个人,一个有着杰出才华的个体,一个英雄人物,在这样的经历和遭遇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勇气和强大,并不低于那些一旦毁坏即不可弥补的文物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我想,这正是《寻找家园》弥足珍贵的地方。
      
      傲岸于王侯公卿的人,历史故事里并不少。气节固然可贵,但更可贵的是真,是诗才有的那种真。惟真才有美,惟求真才得自由。我道行浅薄,但猜测起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他要说“美是自由的象征”。高先生穷其一生,都在求真,坎坷不少,但理想从未放弃,以其为鉴,足以让一代人羞愧。
      
      我所在的学科,很时兴一个词,叫做场所感,英文SENSE OF PLACE的对译,很是哲学,也很是玄妙,有不少教授和学者都在解释。大概的意思,就是人和所居住和生活的地方之间的一种感应。按照地理学者瑞尔夫的论述,人要是失去了场所感,就会活得很痛苦。中国古话有一句,叫“士得其所”,苏东坡的诗是“此心安处是吾乡”,高先生生就了一颗不肯屈服和得过且过的自由之心,他在几十年的生命里都没有这种场所感,最后他用脚投票,去《寻找家园》。
      
      我刚刚添了个女儿,女儿让我感到生命的鲜活与勇敢,也让我感受到自己的脆弱。因此,我在那篇《没有地址的信》面前,在那句哀切的“孩子,我在给你说话,你听得见吗”面前,很难抑制自己不流下泪来。
      
      好人总是有好报的,有一个浦小雨,高尔泰先生也算福气,正如沈三白有个芸儿。这大概是上苍的一种平衡。
      
      一本《浮生六记》,把这方面的文字所能达到的水平,基本上都已经写尽了,让后来的作者很是为难。现在,有了高尔泰先生的这本书,后来的人们,我想只怕要更难上一层。
      
      最好的书是不需要评论家来聒噪的、来叫卖的,好书就象真正的古玩,碰到了,是收藏者的运气。我本非“家”,固然人微言轻,但我珍惜着这种越来越少的运气。因此我下载了、收藏了,还备了份。等回北京去,我要去万圣买一个原版,我现在的这个地方买不到——我还有一点道德,虽然这微薄的书费,不足以让高先生过得更好。
      
      因为高先生,写下上边的一些字。也算是一次新的逃离——从目前的喧嚣中,我想我的逃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寻找家园的一种方式。
      
       200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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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谢谢武卫星。明白,也向你致意!
    我和高先生并无联系,我也和你一样,是从《寻找家园》认识并崇拜他的。
    这个家伤了他的心啊。关于回家,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过,你可以看看:
    http://www.blogbus.com/lily64-logs/10207222.html
    另,刚转了一篇关于高先生和黄翔先生等人的文章:
    http://www.blogbus.com/lily64-logs/37120054.html
  • 本来不知黄翔为何人,是在查高尔泰的资料时才有所了解。我对高尔泰非常尊敬,说起来他是我父辈的人了,我与他的女儿高林差不多大,他的坎坷经历令人感慨,让人落泪。《寻找家园》这本书我是一读再读,由于生活在西北,他书中的环境、人物我觉得也不陌生,很亲切,也更能理解他的感受,虽然西北带给他那么多艰难痛苦的日子。不知他在国外过得好不好,总觉得以他这样的赤子之心却不能贴近祖国的土地,对他对我们都是一种莫大的遗憾。真希望他能回国来看看,尤其能回到他生活了二十几年的西北来,我想,认识或像我这样虽然没见过他但很崇拜他的人都非常欢迎他来。如果您与他有联系,希望能转达我们的心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