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12-26

    读书看碟:读书——两个上海男人 - [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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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两个上海男人
    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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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书战线拉得实在过长,自己都有些迷糊了,该要慢慢清理下。先从两个上海男人说起吧:

    张远山和李劼互相熟不熟我不知道,认识是一定的,都在华师大读过书,好象张的妻子和李还是钱谷融的同届研究生。前段刚巧在同时读他们的东西。这两个上海男人啊,还真是挺相似的,都有些让人“讨厌”之处。

    张远山的杂文在当代也算得上面旗帜,大气磅礴,嬉笑怒骂,收放自如。只是我一直都喜欢不起来,总觉得他的文字难于亲近。一个人“从1980年到1993年,14年间日读不辍,不看电视、不读报纸、不闻文坛聒噪,惟以桥牌围棋略作调剂,每天阅读时间不少于14个小时”,隐忍不发,然后方逐步开始自己成竹在胸的写作计划,著述不断。此种精神毅力固然值得尊敬,但多少也有点儿可怕。他第二个十年计划要开始倒腾的庄子奥义和公孙龙子奥义,高深得我只会敬而远之。不过他第一个十年计划的开山之作《寓言的密码》实在好看,读得我只能从牙缝中憋出四个字:太有才了!还要加上TMD,才过瘾。

    张远山说:“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一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隐士。宗教上认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诚,他们把鬼神当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虚伪。知识上顶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诚,他们把真理当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虚无。然而帝王专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儒家战胜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国成了民俗游戏。帝王专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因此道家战胜了名家,客观真理在中国成了海外奇谈。”

    庄子的思想虽然未必全是真理,但庄子确实是在为自己思想。韩非的某些思想虽然很深刻,但他永远在为君王而思想。一个人当然不必一定要为自己思想,比如可以为人民而思想,但如果一个有思想家才能的人只为独夫民贼而思想,那么他就已经失去了思想家最重要的品格,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最高尊严。与韩非相比,庄子要自私得多,而韩非则无私得多。庄子考虑自己太多,而韩非考虑自己太少。但庄子的自私几乎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他为自己的自私辩护的时候,也同时在为天下所有人的同样的自私而辩护──而暴君正是要剥夺天下人的全部无害于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以满足他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自私。韩非的无私,全部是为了成全和纵容暴君的自私;韩非的无私,严重侵犯和践踏了天下万民的无害于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庄子主张的‘自私’,如果推及一切人,这种‘自私’谓之‘自由’和‘人权’。韩非主张的‘无私’,如果推及君王以外的一切人,这种‘无私’谓之‘贱骨头’和‘受虐狂’。当韩非把这种为暴君无私献身的受虐狂强加于人民时,他就成了丧心病狂的虐待狂。受虐狂自愿放弃自由,虐待狂则强行剥夺他人的自由。”

    “所以做帝王要有百官,做父亲要有众多的儿子,做丈夫要有三妻四妾,以便众多的承志者互相竞争谁的揣摩水平更高──争宠是中国的尊贵者最乐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当第一个承志者受挫以后,一定会有第二个更能察言观色的承志者已经摸准了在上者的心意──所以他才配称为‘心腹’。其实第二个承志者一开始很可能也吃不准,是第一个承志者的建议为他投了石问了路,第一个承志者的失败,成了第二个承志者的成功之母。于是第二个承志者开始扮演‘强人所难’的角色,用一大套冠冕堂皇的大道理,要求在上者为了仁义,为了天下万民之福,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接受这个建议……经过在上者心花怒放却偏偏不肯,在下者一心献媚却假装诤臣的无数个回合,一场权力游戏的闹剧才会尘埃落定。”

    因为才气,张远山能察人之所不能察;因为狷狂,张远山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二者结合产生出的文字,是既带着仙气,又夹杂着魔性。诡谲呀~^_^

    最早知道李劼,是几年前他捅重写文学史的内幕,闹得纷纷扬扬。那时他已出国有些年头,我的年纪当然不可能知道他在80、90年代的风光,所以只觉得这是个挺不招人待介的主儿。突然想起师大旧馆未拆之时,还卖过他的文集,我不屑得连翻也没翻。(现在后悔了)去年查建英几篇访谈烧火了八十年代,有朋友让我读李劼的《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说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李劼是在海外写下他对八十年代的回忆的,他说“历史理当是许多个人回忆的拼贴,毫无中心话语可言……当众人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时,色彩缤纷的历史也就自行呈现在人们面前了。也就是说,历史的真实在于各方主体的主观共视里。”这我很认同。他的回忆也真是够快意恩仇,开篇就说明:“本著的写作原则,一如题记所言,以诚实作为前导,除了忠实于内心的声音,不懂得向任何强暴低头。不管其强暴是出自权力话语,还是来自经由各种面值各种渠道的经费和一些装腔作势实际上却是要思想没思想要学问没学问的大学教授互相间巧妙编织而形成的话语权力。”“本著的写作原则,是忠于事实。本著不会因为事涉师长和朋友,就回避一些令人尴尬的细节。本著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喜恶,故意对他人的贡献视而不见。”事实李劼也是这么做的,他说陈思和“谈论精神性的话题,其口气和语调,跟上海小弄堂里的家庭妇女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历史事件,大同小异”,有够刻薄。

    读这样个人色彩极浓的回忆录,最能看出作者自己的性情。李劼有大才,文中随意谈到几句卡夫卡,“相对于雨果托尔斯泰小说里的那种怜悯,卡夫卡小说里更多的是谦卑。比起怜悯,谦卑需要的是另外一种精神底蕴。一个绅士再怜悯芸芸众生,永远不会妨碍他那身着西装革履的风度翩翩。但假如这个绅士突然落到了被他所怜悯的芸芸众生的境地,他成了怜悯的对象而不是怜悯的主体,他可能不得不选择谦卑。精神的尊严有时是西装革履的,有时却恰好是放浪形骸或者蓬头垢面的”,即是精湛的观点。又的确能轻易读出李劼的恃才傲物来,难怪他在国内混不下去。李劼的“秉笔直书”很难让读者对他生多少崇敬之感,因为文字间私怨的情绪太重。谁会把这样主观的“事实”当回事儿呢?

    读李劼的回忆录,原本也就是想再了解点儿八十年代,现在却对这个人起了大兴趣。十分想读他的文集,看他的新历史小说。因为他也是有才啊,太有才了。

    可有才的上海男人,身上都少不了戾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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