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12-29

    李劼:日思录——一个思想者的自言自语 - [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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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不能成为体系,思想一旦做成了体系,思想就变成了精神的绞索架。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有孔教,在西方则有黑格尔,以及把黑格尔倒过来之后君临天下的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思想家,其话语应该是破碎的,或者说,有空隙的。当一种话语被讲得滴水不漏的时候,这种话语就具有了成为帝王的可能。
    佛,就其本来的意味而言,其实是无言的。佛,和佛教不是一回事。本真的佛经是有空隙的言说,而佛教的教义则是不断地把空隙填满的唠唠叨叨。
    领悟了《金刚经》,其他什么都不用读了。能够从《金刚经》里悟出来,《金刚经》也不用读了。
    语言的空隙,意味着精神的张力。当语言的空隙被填满的时候,精神也就被窒息了。
    禅的真正意味,就是提醒人们注意语言的空隙。
    在人们还不会滔滔不绝的时代,禅是没有意义的,也不会有禅这一说。
    没有空隙的话语,与谎言没有什么两样。
    把话说得太圆满,就成了谎言。撒谎者特别注意逻辑上的关联,逻辑学其实是教人如何撒谎。
    语言具有撒谎的本性。逻辑使谎言成真:爱皮梅尼克岛上的特拉克里特说爱皮梅克岛上的人全都在撒谎。
    思想应该是赫拉克利特的河流,人们无法二次走进同一条河流。
    思想并不是学问,人们把思想做成学问,本来是出于教育的需要,后来却成了生存的手段。
    思想不能成为个人的财富,但学问恰好是一种财富。大学问家通常是思想贫乏的知识富翁。
    思想是轻盈的,思想者通常在精神的天空自由飞翔。而学问却是沉重的,一个人拥有太多的学问,就是身上绑了太多的钱财一样,在生命的河流里,很容易沉下去溺水而死。
    思想者从来不因为自己的思想而自负,而学问家恰好相反。思想家变得自负起来,是因为沦为学问家的缘故。
    《资本论》的写作,使作者从思想者变成学问家。自由的思想,在逻辑演绎的快感中变成了异己化的体系。那是一个看上去很精密的谎言。
    老子在讲说自己的思想时,充满无可奈何的神情。
    孟子宣讲仁政,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滔滔不绝,气势磅礴。
    韩非子讲说权术,带有一种赌徒在赌桌上的冲动和焦灼。
    庄子是个诗人,却开创了中国的散文传统,自由,空灵。庄子散文是自言自语,不干预他人,不干预生活。庄子散文最精彩的段落,有类于婴儿的呢喃。
    孔子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学问家,不断地教导别人,却忘记了自己所知道的乃是毋需赘言的常识。
    为了将孔子所说的常识提拔为唯一的思想,后来的帝王索性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为了抬着孔子吓唬他人,后来的学者没完没了地填补孔子当年留下的语言空隙,把孔子的话说到了不需要再思考也无法再思考的地步,从而在没有思想家的年代里扮演思想家。
    孔子由地平线变成高山,是因为历史地表的下沉,是因为人心的不断沦落。中国人的不断堕落,使孔子终于成为圣人。
    先秦诸子,名家是最为不幸的,没有成为中国的亚里士多德。相反,杨朱是最为幸运的;利益的原则,不需要言说,人人都明白,人人都信奉。
    任何制度,只有建立在自由的思想基础上,才是合乎人性的。相反,只要制度建立在某一种思想体系之上,那就一定是专制的,不合乎人性的。
    思想在本质上像空气一样,思想一旦变成建筑,那就值得怀疑了。

    二.

    瓦格纳的音乐有时候太接近建筑,瓦格纳的音乐也因为其建筑感而变得独特。通常在软弱的时候,听瓦格纳会慢慢地变得充实。瓦格纳的音乐似乎可以把人从里面凝聚起来,然后像从海底升上水面一样,慢慢地朝上升长。最后的感觉,是在宇宙里漫游。生命的躯壳消失了,融入精神,走向神明,无边无际。
    冬天听瓦格纳也许是最合适的。尤其是走在茫茫雪地里,从死一般的静寂中,让瓦格纳向你走来。合唱部分,如同一轮朝日,在寒冷的早晨冉冉而起。瓦格纳的交响乐总是那么的黑白分明,唯独人声起来的时候,出现了一片金色的霞光。
    瓦格纳的音乐是不能在夏天听的。夏天应该听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不仅凉快,而且轻松,充满欢乐,也充满梦想。在夏夜里入梦。
    巴赫的音乐是最具有空气感的,天然让人感觉亲切。一听到巴赫的音乐,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家,是让人感觉亲切的一种空间。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具有大海的汹涌和深沉,跟血液的流动和心跳有关。一会儿是原始的冲动,一会儿是对天国的向往,互相交织。
    莫扎特的《安魂曲》,是在天空中的肆意飞翔,在云堆里的不停穿行。莫氏的《安魂曲》源自于人们对飞的渴望。这是超越了肉体的沉重之后,才会有的轻盈。莫扎特最后在这样的轻盈里,离开人世。
    飞翔,乃是音乐的本质。渴望飞翔,乃是音乐在精神上的源起。
    男高音的High C,乃是一个飞翔的体验和飞翔的时刻。
    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派蓝天白云。就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全然是一片亮丽的阳光。
    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幽雅到了让人屏声息气,小心翼翼的地步。在这样的音乐面前,大声说话都是一种亵渎,至少是不礼貌的。如此美丽的作品,能够在原始森林里演奏么?但即便不能,也是美丽的。
    李叔同也有这份幽雅,但更多的是怆然和感伤。长亭外,古道旁。。。一定得用长笛悠悠地吹奏,还得带着一丝丝云雾般的凄凉。我这么说,是针对有些附庸风雅的制作,把李叔同做成了聂耳冼星海。彼此差得太远太远。


    神话是一个民族的梦,从神话里可以看见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山海经》里的人物,乃是最为本真的中国人。就像《尼伯龙根的指环》,照见了最纯真的日耳曼人一样。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则是西方人的民族原型。
    中国的演义,满目疮夷。《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还有《水浒传》之类,十分生动地呈现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
    《红楼梦》是对《山海经》的回归,天然浑成。
    《山海经》故事间杂在山水地理的记载当中,就好比一幅幅壁画,镶嵌在乱石嶙峋的悬崖峭壁上。神话就是如此的天然无饰。
    禅宗的崛起,让人回忆起孔子以前的年代,追溯到《山海经》的苍茫和混沌。禅,在中国人是对自由的回忆和回归。禅宗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一直到《红楼梦》的问世,才使人蓦然回首,发现那人真的站在灯火阑珊处。
    那人是混沌,被孔子开窍,然后由禅宗修复。所以我说,禅宗开启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可惜,五四新文化不是从自由起步,而是从造反起家。五四期间,太多的推倒和打翻,致使中国现代历史最后没有完成文化的升华,而是从语言暴力走向暴力语言,经由黄埔军校,滑向聚哨山林。
    枪杆子的肆虐,使文化变成了叫做笔杆子的那个东西。
    《山海经》里的英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牺牲自己,造福他人,造福人类。精神本来就如此高贵,并且,毋须言说。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里的英雄,知其可为而为之,打倒他人,成全自己;于是有了金戈铁马,杀人如麻;有了有枪就是草头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又是六出祁山,又是九进中原,忙得不亦乐乎。一旦聚哨山林,就是造反有理。其实理由只有一个,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流氓横行,成为传统。流氓的形成,源自疯狂的嫉妒。中国人从来不视嫉妒为罪孽,而是嫉妒有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嫉妒者还理直气壮到了可以威胁所有与众不同的个人说,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如此等等。
    嫉妒是国人的心理癌症,精神顽疾。
    流氓的另一面,则是伪君子。所有的大流氓,都喜欢扮演伪君子;而所有的伪君子,骨子里又都是大流氓。就像一枚硬币,翻过来是这个,翻过去是那个。
    中国人集体无意识创伤,主要来自孔教对道德的过度张扬。孔教张扬道德,在构成紧张的人际关系和沉重的心理压力的同时,又以禁锢的方式引诱人们出轨。
    我想在此说这么个故事。有一个严肃的父亲,交给他十个儿子每人一个小黑盒子,然后对他们说,我让你们替我保管一夜这个黑盒子,明天早上交还给我。记住,你们只能保管它,谁也不许打开它。因为这盒子只要一打开,就永远也关不上了。第二天早上,儿子们把盒子一个个如数交还了。那个父亲一看,十个盒子全都是打开的。
    想要引诱人们通奸,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宣传通奸是如何的不道德。
    榜样的力量,是灾难的根源。
    道德虽然是社会性的,但并不是来自个体生命外部的什么律令,而是生命内部的自然要求。当一个人看见有人落水,自然而然会跳下去救人;但假如一个社会无休无止地标榜救人落水,总有一天,没人再会产生丝毫救人落水的冲动。也许只有忠实的狗依然会去救它的主人,因为狗听不懂人为的宣传,得以保存了自然的天性。
    有过这么一个年代,不止是标榜救人落水,而且标榜即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要跳进河里捞起一根破木头;标榜者把那根破木头叫做,国家财产。
    这个年代过去之后,人心变成什么模样,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人想作奸犯科的时候,最容易信仰无神论了。但也不要因此以为,一些富起来的人们整天烧香拜佛,是真的很有信仰。他们不过是想得到神明保护而已,同时还要祈祷神明保佑他们永远富有。这行为跟人们寻求黑社会老大庇护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他们一旦失去财富,可能又会回到无神论。
    说自己是无神论者,是最最容易的,一不高兴就可以如此宣布。但真的怀疑所有人都相信的事情,却既需要勇气,又需要智慧。通常,这二者是连在一块的。
    爱因斯坦相信有上帝。真正的科学家,越走到深处,越对宇宙怀有敬畏之心。
    当你苦思冥想神明在哪里的时候,神明正在远处朝你暗暗发笑。直到你真的感觉自己像根空竹一样的时候,神明才不见了,因为神明已经在你真空般的身体里了。
    当你跟神明融为一体的时候,神明是看不见的;只有你跟神明有距离的时候,你才感觉你真的看见了神明。
    变成空竹,意味着变成音乐。空竹是一支可以吹奏的竹笛。
    变成空竹,是静心最为快乐的体验之一。

    多多想给因为在商场里偷了东西而闹得沸沸扬扬的电影明星诺薇赖德寄一封信,告诉她尼采如下三个问答。
    有人问尼采,你认为谁较坏?
    尼采回答,那个老是使别人感到羞耻的人。
    有人问尼采,你认为什么行为最具人性?
    尼采回答,此人不感到羞耻。
    有人问尼采,什么是自由的保证?
    尼采回答,不再对自己感到羞耻。
    这让我想起少年时代的一件往事。有一次我跟几个同学坐公共汽车,在买票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逃票。然而,那几个同学却又谁也不愿意承担逃票,他们把买车票的钱塞到了我手里。我紧紧地捏着他们的钱和我自己那份买票的钱,捏得手心里汗津津的。最后,车到终点站的时候,我一面继续犹豫着要不要买票,一面朝车门走去。当我走过售票员的时候,突然有人从身后将我一把抓住,然后以十分响亮的大嗓门,兴高采烈地叫道,哈哈,这下我看你羞愧不羞愧!原来那个人早就注意好我了。我当时确实很羞愧,把手中的钱通通朝售票台上一扔,慌慌张张地跳下车,十分狼狈地逃跑了。那个售票员像那个抓住我的人一样,十分开心地朝我举着车票,从车窗里探出身子,向我高声叫道,喂,你怎么连车票也不要了?而跟我一起的那几个同学,这时却躲得远远的,好像他们根本不认识我一样。
    许多年以后,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发现那时的人们已经把逃票当作了一种乐趣,没人再为此感到羞愧了。逃票者跳下车,通常跟一起逃票的同伙交换一个眼色,然后大笑一通,笑得就像当年抓逃票的人一样响亮。然而,我却再也没有逃过一次票。那样的羞愧一直纠缠着我,直到多多告诉我尼采的这三个问答。
    相类的经历,后来又以另一种样式,重复了一次。那年,一些朋友逼着我带领学生去冲电台电视台,说我不那么做,将对历史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于是,我只好那么做了。然而,等我和学生一起冲出校门之后,那些人全都悄悄地溜走了,等着看我成为烈士,开我的追悼会。
    所谓追悼,变成了对烈士的某种掠夺。追悼过后,死者被渐渐地遗忘,而追悼者却成了大家的领袖。历史上许多领袖,都是在追悼同志或者朋友的过程中形成的。
    成为领袖的秘密之一,就是不断组织和主持追悼死去的同伙。要造就一个神话,追悼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手段。没有死人填底,又哪来活人的慷慨激昂和英勇悲壮?
    尼采写下那三个问答的时候,绝对没想到天底下有种人群,已经进化到了那样的地步。
    倘若说那些人构成的乃是地狱的话,那么我发现过去的四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地狱里。比起鲁迅笔下的看客,中国人确实进化了。因为麻木的看客,还不是最坏的人群。
    由此得到的教训是,假如我处在那个人的位置上,而又必须对此事作出反应的话,那么我只好不声不响地替那个少年买了车票,然后悄悄地把车票交给那个少年,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其实不想逃票。

    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并不是在讲说一种不存在的理想政治,而是对周以前历代政治方式的回忆。必须联系《尚书》,才能看出老子政治思想的针对性。周王朝建立之后,周公和召公,主要是周公,发布了一系列的诰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有为而治的历史。仔细对比一下,所有这些诰文,与老子的政治思想刚好相反。周公在诰文中不仅有为而治,把治国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娱乐,给民众规定这个,规定那个,一步一步地剥夺民众自由生活的权利。从《尚书》中的这些官方文件亦即诰文来看,周公确实奠定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
    老子的无为而治,乃是对天赋人权的认可;而老子的小国寡民,则是对中央集权的不认同。
    中国政治的联邦制思想,应该追溯到老子。
    老子的修身养性,以回归婴儿,返回自然为原则;而周公的所谓德政,则要求人们以服从国家需要和社会秩序为道德准则。
    老子的自然观,恰好是对从周公到孔子的非自然道德观的不以为然。这也是历史记载和传说中所描述的,孔子拜访老子时,老子不认同孔子的关键所在。
    从《尚书》读到老子《道德经》,可以看出周室的症结所在;从《道德经》读到《尚书》,便可读出《道德经》对周公建制的批判意味。
    由于老子的不争原则,人们读《道德经》似乎看不出其具体的批判性;但一对照《尚书》,其批判性便一目了然了。
    《尚书》中的《召诰》,虽然记载了召公的诰令,但主要体现的依然是周公的政治思想。
    周公的政治思想和后来孔子的道德要求,建构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召诰》中,召公对殷商的批判自相矛盾。以否定纣王一朝推翻整个殷商,同时又承认殷商大多数王者,“兹殷多先哲王在天”。既然殷商多先哲王,那么周室为什么不照这些殷商先哲王的无为而治而治天下呢?召公不敢否定整个殷商,于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制作纣王无道,周灭殷商有道的弥天大谎。
    召公谏弥谤,是召公圣明呢?还是周公所建立的专制政治出了问题?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弥谤问题。言论不自由的根源,不在于周厉王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周公(连同召公自己)建立的专制集权。
    周公召公建立的专制政治,必然会剥夺言论自由。召公在规劝周厉王的同时,却想不到反省自己做了些什么。
    倘若摆脱了孔子的阴影读《尚书》,周公建立周王朝的实质,便可一目了然。周公的专制政治,需要孔子的道德谎言作补充;反过来说,孔子也正是为了维护周公的专制政治而撒谎。
    孔子成为教条,成为意识形态,似乎就不需要弥谤了,因为言论有了标准,言论自由被一个最大的谎言在无形中给剥夺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乃是周公—孔子政治和思想模式的必然要求。
    当周公和孔子一步步地剥夺人们的自由时,可将老子的《道德经》归结为四个字,还我自由。
    所以,老子强调,天下出现所谓的圣人,表明社会出了问题。真正的圣人,或者说历史上的圣人,大都是无言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子被人逼着才写下了《道德经》的缘由。
    但也正是因为圣人的无言,造成了孔子的有言和有理,谎言成真,庸人成圣。
    爱,是毋须言说的。老子《道德经》通篇不见一个爱字,但爱在其中。而孔子的所谓仁者爱人,并非以慈悲为怀,而是以爱治人。


    司马迁写《史记》,号称愤发著述。写诗歌,散文,小说尚且不可意气用事,更何况写历史呢?
    遭受冤屈,发愤著书,虽然精神可嘉,却史识庸常,没有越出孔子的雷池半步。
    可能也因为是愤而著述,结果把老子和韩非子混在了一起。此错实在离谱,难以原谅。
    汉武帝给司马迁动了宫刑,司马迁的《史记》给中国历史做了同样的手术,只是,那把手术刀,是孔子提供的。
    司马迁写到秦始皇的暴政时,就没想到,羸政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在周公召公的一系列诰书里,看到青萍之末。
    当然,当年孔子在热烈赞颂周公时,也根本不会想到那样的武力统一,最后必然会导致秦始皇式的暴政。
    相比于秦始皇,周武王确实明智和仁慈,他不仅恭恭敬敬地请教箕子,还知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更知道把人家的国家还给人家,并且还明白不能还给微子启那种抱着祭器前来投降的家伙,而是还给了骨子里依然是个殷商人的纣王之子,武庚。如此等等。相对于秦始皇的暴虐,周武王的圣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司马迁有没有想过,周武王为什么能够如此圣明?或者说,相对于被周灭掉的殷商,周武王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圣明呢,还是一种忏悔的表示?假如是忏悔,那么周武王又在忏悔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忏悔?
    司马迁一叶障目,而那张叶子,就是孔子。
    秦始皇把姬姓周室对殷商的那场战争,推到了极端,从而以十分暴虐的暴力统一方式,彻底根绝了以和平协议达成联邦的历史可能性。
    书同文,少数民族不在内,所以他们得以保留了能歌善舞的天性。
    车同轨,没见得道路因此如何的四通八达,倒是同样的马车,走了几千年。
    量同衡,欧洲直到今天才统一货币,人家没有秦始皇的后代发达么?
    周以前的中国,是个诸侯联邦,殷商王室,不过是诸侯长而已。殷商的政制方式,便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当年禹帝制定的洪范九畴,乃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或者说政治模式。我想,这就是箕子为什么要耳提面命般地告诉周武王洪范九畴的根本原因。
    箕子的劝告,或者说警告也行,周武王可能听进去了,可是他一年之后便郁郁而终,来不及把洪范九畴,也即是无为而治,定为周朝的政治体制。当然,也可能他一直犹犹豫豫,不知如何办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但不管怎么说,周武王一死,周公便为所欲为了,下了一系列的诰令,完全违背洪范九畴的政治传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有为而治时代。
    这就是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历史背景。遗憾的是,司马迁看不懂这样的历史奥秘。可悲的是,由于司马迁没有看懂,以后的中国人似乎就永远看不懂了。
    中国历史之所以会不断地循环,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不见长进,人心之所以会沦落到黑暗的地步,秘密起始于商周之交,孔子修史,司马迁写史等等这一连串的事情上面。在孔子和司马迁的阴影笼罩之下,后来的中国人还怎么读得懂老子的《道德经》呢?
    老子就是韩非子,人人都那么说。尤其是那些学者教授,所谓的文化人。
    无为而治,小国寡民,这与其说是老子的政治理想,不如说就是周朝以前的政治现实。无为而治,相对于周公的种种诰令;而小国寡民,则相对于中央集权大一统。
    司马迁看不清这些,所以我说,《史记》对中国历史动了宫刑。


    恕,也即宽容,在中国没能成为一种传统。相反,不宽容却成了传统。专制和政治和专制的思想是原因,嫉妒的畅行,也是一个原因。
    朱熹说,设身处地替他人设想,是一辈子的大学问。
    然而,真的达到了宽容,人们会发现,这与其说是一门学问,不如说是一种胸怀。就像雨果所说的,比大海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胸。
    有人把恕称之为道,叫做恕道。其实,恕不能成为道,恕一旦成道,就变成了学问。这也是朱熹为什么那么说的原因。恕是心胸,一如雨果所说。
    把宽容当作一门学问,对于从来不知道宽容的人来说,是发人深省的;但真的把宽容当作学问来做,宽容就成了一种权谋,所谓的宰相肚里能撑船。
    文人相轻,同行相嫉,主要是由于嫉妒。仇恨者,一旦仇恨冰释,会宽容对方;但嫉妒者,却怎么也无法原谅他人。因此,对手有时候会彼此暗暗钦佩,但同行却会成为死敌。
    恕,其实也是一种爱。基督说的很明白,爱你的敌人。释迦牟尼做得最彻底,即忍辱仙人和歌利王的故事。
    千万不要把宽容,当作一种软弱。宽容是最强大最自信的人才能做到的。


    高行健的《灵山》,假如从结尾那段面对青蛙的上帝感写起,可能会是另外一番境界。作者跋山涉水,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之后,突然有所领悟,但小说却结束了。向秀的思旧赋只写了个开头,是因为向秀想得十分明白,不需要再说什么了。高行健的《灵山》则是写着写着,才突然明白过来的。
    《灵山》的形式颇有意思,一会儿是抒情诗方式,并且特意用第二人称;一会儿是采风式的实录方式,作者和被采访者,全都清清楚楚;一会儿是游记写法,虽然作者的心境并不是游山玩水;一会儿又突然插入一段对话体的画评,有关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得随意而精彩。最后则是独自面对上帝。
    这种不同的形式,很像跟女人作爱的不同姿势。作者似乎有操小说的快感。所谓的面对上帝,好比是作爱之后的放松和宁静。
    写作的过程,被一种焦灼所左右。作者与其说是在寻找什么,不如说是想摆脱什么。相比之下,后者更为强烈,时不时地左右了作者的行文。
    如果说作者在寻找什么的话,那么是在寻找本真的生命,原始的灵魂,独立不羁的个人,深邃神秘的精神空间,如此等等。小说力图穿越几十年的人生重压,连同意识形态的压迫,穿越几千年的谎言,摆脱所有的枷锁和各种镣铐。有关历史的那段排比句,是整个行文中最为精彩的段落之一。但这不是小说,而是思想。
    面对女人,男主人公只想做个男人,既不想扮演父亲,也不想如同儿子一般寻求母性的慰籍。在贾宝玉和西门庆之间,男主人公宁可西门庆一下,既玩世不恭,也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责任感。依然是有情有义。只是不再梦想,不再期待。无鱼肉也可,无鸡鸭也可,无米面也可。有了,就好好品尝。
    A HOMELESS GUY。 一个流浪者。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也顾不上同情别人。好像从容不迫,其实是行色匆匆。
    《灵山》虚构了灵山,就好比《等待戈多》需要戈多一样。最后作者也许发现,灵山就在自己的脚下。这是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寻找,是为了解放自己。
    走向原始的山林,是为了走向灵魂的深处。
    民间歌谣如同神话一样,乃是集体无意识最美丽的展现。没有创伤,一切都是自然而健康的。所谓采风,其实是对灵魂的采访。
    相信有个灵山,是因为对没有灵山的世界已经彻底失望和绝望。
    《灵山》不是寻根小说,与当年的那些小说及其作者完全是两回事情。《灵山》与对伯夷叔齐的某种记忆有关。就像老板开除一个雇员时,雇员也可以说,炒了老板的鱿鱼。
    是世界抛弃了我,还是我抛弃了世界?是历史唾弃了我,还是我唾弃了历史?是你们开除了我,还是我开除了你们?再见吧,你们。如此等等。
    《灵山》的写作是随意的,所以全是心境和心灵的实录,其中心境的成份更多些。但就小说而言,似乎又过于任性了。当然,也可以不把小说当回事。
    男主人公不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但又不得不玩世不恭。因为一认真就只好自杀,或者发疯,还有就是坐牢。寻找灵山,也是对认真的逃避。想活下去,只好不认真。逃离认真,逃离自杀,逃离发疯,逃离坐牢。这可能会让一些认真的人受不了。但自由本来就意味着免于恐惧。干吗要认真,干吗要自杀,干吗要发疯,干吗要坐牢呢?凭什么?所以就去寻找灵山。
    但还是被认真压迫着。这是作者最为焦灼的地方。认真和不认真的冲突,权利和义务的冲突。选择生活的权利,还是因为认真而来的义务?
    哈姆雷特究竟应该去跟奥菲莉亚作爱呢,还是应该去为父亲复仇?父仇真有那么重要么?但问题是,这世上真有什么奥菲莉亚么?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可是,不要说三个,就是三百个女人,合得成一个奥菲莉亚么?当然,凑合着过,也行。也许每一个女人,都可能是奥菲莉亚。
    TO BE OR NOT OT BE。是生存的权利,还是良心的义务。这确实是个永恒话题,因为这是人生永恒的困境。人总是被这样的两难所纠缠。但二种选择都是无可指责的。
    《灵山》最终是关于权利的诉求,虽然时时流露精神的指向。主人公与其说是向往什么的,不如说是脚踏实地的。逃跑,不是一种梦游,必须十分清醒,十分警觉。《灵山》是警觉的,就像在越狱一样。
    《灵山》是一个越狱囚徒的自白。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划地为牢。有人感觉到了,有人意识到了。有人在悄悄地溜出去,万一被人发现,就说是去寻找灵山。当然,这不过是别一种解释罢了。


    《一个人的圣经》,是一种痛定思痛的写法,行文如同第二章节里的男女主人公作爱一样,从容不迫。比起《灵山》,心境的干扰微乎其微。叙述如同一支长长的乐曲,经由人称变换,分切为二个不同的乐章,人为地互相交织。
    《灵山》里下意识成份多,《一个人的圣经》里,意识成份是主导。
    第一章的叙述,行云流水,但呈现出来的画面却是色彩斑阑。调子明亮,一派金色的童年。即便是突如其来的暗色团,比如母亲之死,似乎也只是为了衬托出童年的明媚;一如这明媚的童年记忆,为以后的章节反衬出这孩子成人后的悲凉和人世间的黑暗。老和尚一语成谶。
    就像《灵山》的最后一节,成为整个小说的龙睛;《一个人的圣经》的第一章,提供了一双孩子的眼睛。没有这双眼睛,以后的章节便无从读起。
    这孩子敏感,自恋;外表怯弱,内心固执。生来没有进攻性,连讲故事都没有“主人翁”意识。但你也别想让他随便付出。待人接物,总是下意识地退让三分。头脑清楚,却胸无城府。
    这孩子是一把打开主人公心扉的钥匙。
    或许是出于对自恋的下意识警觉,小说故意避免第一人称。但第二人称更抒情,更突出对自己的爱恋。犹抱琵琶半遮面。可能确实不喜抛头露面。
    童年有过被爱的温馨,哪怕是娇宠,日后才能更深切地感受人世的残酷,并且在无爱的地狱里坚持爱的立场。爱,对儿童的塑造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假如小时候也被如此爱过,可能就不成其毛泽东了。
    可惜的是,这孩子还没好好感受爱人,便被抛入了那个叫做新社会的人间地狱。因此,整个小说的基点是被爱,然后衍生出被抛弃,被作践,一切都是被动的,只有最终的逃离才是主动的。
    玛格丽特对男主人公的感觉是准确的,只是她没有说出来,也许是男主人公没有意识到,或者是叙述者没有表达出来。那就是,她面对的这个男人,人生旅程过于行色匆匆,还没来得及学会爱别人,仅止于不平和同情。
    相比之下,后来的西尔薇不在乎别人爱不爱,也不在乎爱不爱别人,只在乎自己满意不满意。作一次爱,就像上一次餐馆。上海以前有一出专讲餐馆故事的滑稽戏,就叫满意不满意。
    由此,笼罩整个小说的,不是由慈悲而生的悲悯,而就是悲惨本身。
    林教会了他做爱,但林没教他爱。因为林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爱,而只知道做爱。林也有被娇宠的情结。林可以从这个男人的怀抱转入另一个,但他可以么?就算可以,也很难。除非像西尔薇一样,以满意为标准。
    当然,爱本来也不是外植的,更不是被教化而成的,而是自内心滋生,生长,像一棵树,一株草一般。能像李后主那样唱叹,已经很不容易,更何况上升到基督的悲悯?不能,也不愿意苛求小说。
    作者的笔调有一种门德尔松式的优雅和美丽,但经常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却是贝多芬式的激越。准确地说,小说呈现的是一片伦勃朗画面上的暗调子。人说,伦勃朗的暗调子是最丰富的色彩,殊不知那样的丰富,凝结着多多少少的血泪,簇拥着多多少少颗破碎的心。我是指《一个人的圣经》。
    笔调的优雅和故事的凝重,反差过于强烈。
    但该小说的画面感真好。要一个画家讲故事,实在不容易。画家通常会被画面所吸引,细腻精致的画面,像个娇美的女人,夺走了叙述者的绝大部分注意力。
    如果小说能打出伦勃朗画中经常出现的那道顶光,《一个人的圣经》之命名,也就名符其实了。比如《日瓦格医生》,就有这道顶光,连同相应的诗意。
    自己做自己的上帝和使徒。这是一种追求。真正能够抵达,就成了慧能。但慧能也没有彻底做成,被人挂了个六祖的头衔。卡夫卡做成了,假如他的小说真被朋友烧掉的话。
    不能想像作者会喜欢瓦格纳的音乐。
    作者与尼采,格格不入。尼采说上帝死了的意思,是他自己成了上帝。而作者只做自己的上帝。
    该小说的写作,经常被回忆所吞没。因此,纷至沓来的细节,覆盖了《一个人的圣经》在故事上的个人性。
    假如没有第一章的那个孩子,那么这部小说也许会被混同于许许多多大同小异的回忆录。
    有时候,纷飞的细节需要集中在一个故事上,就像《日瓦格医生》那样。火车的车轮之于铁轨,当然比不上唱机的唱针之于唱片的压强。
    也可能,整个叙述,野性不足,毕竟不是个孤魂野鬼出身的人哪。
    可见,作者与其说是在写小说,不如说是在借小说发掘记忆。而记忆又太沉重了,不仅压倒了主人公,也压倒了小说的写作本身。
    作者的文学立场十分彻底,小说不听命于任何律令。与《灵山》一样,生存权利的诉求,再一次成为小说的“第一推动”。只是作者本人将此解释成,做自己的上帝和使徒。
    《灵山》是对自由的渴望,《一个人的圣经》是对不自由的自由自在的回忆。
    所以作者把小说诉诸回忆,把回忆交给散文。散淡,是作者的个性,也构成了小说的风格。
    小说结尾,孩子说完,哭完,擦干眼泪,然后赶紧回到剩下的人生河流里。人不能二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男人也不可能二次走进同一个女人。所以,叫床声依然激动人心。
    读完小说的最后一页,突然想起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最后的乐章,管弦乐的轰鸣声里,突然飘出一段凄凄的竹笛,仿佛一个历经沧桑的女子,泪流满面地挤入欢庆的人群。她当时的感觉一定是,活着,是多么的美好!


    十一

    文学境界,有大乘小乘之分。独善其身,孤芳自赏,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小乘也。大乘者,或者慈悲,悲悯,或者谦卑,无我,也可说淡出自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雨果,托尔斯泰,如卡夫卡,如曹雪芹。
    托尔斯泰从对娜塔莎受引诱的谴责,想到了对安娜卡列尼娜偷情的道德审判,结果一写却写成了对她的同情,最后写出了对她的悲悯。但这依然只停留在小乘境界。直到《复活》,托尔斯泰终于写出了伟大的悲悯情怀,从而十分谦卑地请求妇女原谅他的罪过。
    写作《吴越春秋》时流的是眼泪,写作《商周春秋》时流的是心头的血。
    一个像慧能那样离世之后留下真身的老太太,说过一句话,走到天边,说话也要口对着心。
    我要求我的写作,写到哪里,也要笔对着心。当然,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具体到坐在电脑跟前时,手指在键盘上敲动,十指连心。流了心血。


    十二。
    生命的意义,在于瞬间的寻找。生命中为什么会出现不能承受之轻,就是因为瞬间的阙如。
    寻找瞬间,深入瞬间。
    找到一个瞬间,深入一个瞬间,足以支撑一生的生命,因为生命整个被瞬间所照亮了。
    进入瞬间,才会发现,瞬间原来就是永恒。
    由色入空,空是永恒,色是瞬间。色不是情色,而是一个永恒的瞬间。这个瞬间有可能是因情色而入的,但并不是唯有情色才能进入。条条道路通瞬间。
    所以赫拉克利特会说,人不能二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因为人每一次只能走进一个瞬间,不可能走进二个瞬间里。瞬间因为唯一,而得以永恒。
    托尔斯泰经由《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发现瞬间,再经由安娜卡列尼娜找到那个瞬间,最后通过《复活》中的玛丝洛娃,深入那个瞬间。在那个瞬间里,托尔斯泰的生命完全打开了,同时获得了或者说展现出了谦卑和怜悯。
    托尔斯泰的最后出走,正是出于对瞬间的寻找和试图进入的努力。
    这也就是《商周春秋》里,箕子亲王对西伯侯姬昌所说的意思,千百万年,与一瞬之间,又能有多少区别?
    慧能为什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就因为慧能已经在那个瞬间里了。
    卡夫卡的小说,是从瞬间里写出来的。而可怜的巴尔扎克,写了那么浩浩荡荡的一部《人间喜剧》,却始终没找到过一个瞬间。这是巴尔扎克有别于莎士比亚之处。丹纳不懂这种区别,所以把巴尔扎克的世界,与莎士比亚的世界相提并论。


    十三。

    寻找瞬间,有时需要的不是聪明,而恰恰是不聪明。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是个不聪明的人物,但他拥有昆德拉笔下所有人物都没有拥有过的那个瞬间。昆德拉笔下的人物,或者说昆德拉本人,全都聪明过头了。所以他们没瞬间。所以昆德拉感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没有瞬间,当然只能轻浮。
    《山海经》里面的人物,都是些不聪明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深入瞬间,将改变生命的根本品质。倘若能够深入瞬间,那么自然而然地拥有人们平时所敬而远之的许多了不起的精神,诸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死亡的坦然,我执的自然消解,还有谦卑和悲悯,如此等等。
    正是深入瞬间的体验,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同样的深入瞬间,在《山海经》里体现为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
    《商周春秋》里,箕子亲王告诉西伯侯说,易者,易也。西伯侯马上领悟了,他的演易原来只是一种世俗行为。
    中国古代的圣贤们,对瞬间有着相当深入的体会。是孔子的胡说八道,把人从对瞬间的思考和追求中赶了出来。
    天才和庸众的区别,就在于庸众永远选择易,天才坚决选择不易。庸众总是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嘲笑选择不易方式的人,使自己的苟活变得理直气壮。


    十四。

    哈维尔在谈及信仰的时候,说他在小时候就感到有一种伟大的神秘,是所有意义最高道德权威的核心。还说,无论在做什么,都感到是一种奇特的方式触及永恒。
    哈维尔对神秘和永恒的这种感受和敬意,恰好就是中国当代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所最为缺乏的品质。


    十五。

    孔子及其儒教,表面上温文尔雅,骨子里极为野蛮。《红楼梦》中贾政鞭笞贾宝玉一节,以寓言的方式,道出了孔教的野蛮。无论是作为道德话语,还是作为意识形态,都是野蛮的,专制的。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几乎就是一部野蛮战胜文明和文化的历史。从商周之交说起,周朝最先起自西北游牧部落,而商朝六百多年,文化高度发达,最后被西周所灭。将近六百多年之后,又一个来自西北的野蛮之邦,秦国,扫平天下,建立了远比周的专制帝国野蛮的秦王朝。相同的历史,后来又被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反复重演。
    然而,野蛮的暴力的王朝更迭,孔子式的道德话语和意识形态却始终不变。这不仅因为孔教是专制的补充,还因为孔教本身就是野蛮的。


    十六。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就是如何理解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或者说,为什么在国共两党的竞争中,最后共产党胜利了?
    有关这一问题,不仅两党双方从来没有讲清楚过,就是所有的专家学者,包括西方世界所有有关的教授们,也没有给出正确的回答。
    人们几乎全都以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胜利,是共产主义对三民主义的胜利,或者说是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
    错了。或者说,这只是表面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胜利,是崛起于中国晚近历史的一种新兴文化对中国数千年的周公—孔子文化的胜利。
    毛泽东年轻是醉心于曾国藩,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兴起,毛泽东马上被吸引,并且真诚地欢呼,全身心地投入。
    然而,毛泽东在北大,遭到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胡适的迟钝,北大新青年教授们的狂妄无知,把毛泽东最后推向了井岗山。
    胡适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领袖人物之一,但胡适对周公—孔子文化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模糊的。胡适的文化创造能力是极为有限的。
    对于从禅宗到《红楼梦》的中国文艺复兴,只有周氏兄弟隐隐感觉到。而从文化命脉上承继的,则是清华国学院。
    胡适在禅宗和《红楼梦》的研究上,表现了惊人的无知,和弱智。胡适用美国实用主义的眼光搞实证,开了学术技术主义的先例。这种研究方式确实是民主的,但同时也是毫无想像力从而毫无文化创造力的。
    相比于胡适的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毛泽东恰好充满想像力和创造力。然而,在毛泽东满腔热情地投奔北大时,胡适作为新文化的领袖人物,恰恰忽视和冷落了一个最不应该冷落的年青人。胡适不懂也不会倾听一个带着湖南口音的年青人,把毛泽东从五四新文化推向了聚啸山林。
    毛泽东最后以他的胡思乱想方式,创造了新中国。毛泽东的新中国,充满混乱,但也充满创造性。这是一种混乱的创造,也是一种创造的混乱。
    孙中山是一个比洪秀全更加没有文化头脑的造反者。洪秀全还挑战过孔子。孙中山连孔子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蒋介石的学习曾国藩,是由于孙中山没有文化的结果。国民党的历史从青红帮开始到在野党结束。
    国民党的孙中山特色,把宋教仁最具现代政治意味的努力遗弃了,又把光复会中的中国传统侠义精神,给扼杀了。孙中山发扬光大了中国帮会传统和江湖方式。
    国民党治下的臣民,再留学再教授,也难以有文化。而共产党治下的国民,再不让读书,再愚民,再没有民主,也照样充满文化创造力。
    中国的八十年代,再一次使中国新文化充满生机。
    中国的政治,要永远记取毛泽东式的独裁专制的教训,中国的文化却永远需要毛泽东式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胡适无意间犯的一个历史性错误,使中国的新文化发展和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错位。毛泽东的想像力没能用到文化创造上,而用到了从造反有理到一统天下的传统权力话语的复制上。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是文化想像力的胜利。
    青红帮出身的蒋介石,力图从曾国藩那里寻找出路,但不仅晚了,而且反了。
    孙中山对五四新文化毫无感觉。当毛泽东风尘仆仆地从湖南跑到北大,投奔新文化领袖们的时候,孙中山正在跟苏联的恐怖分子一次次地密谈,如何把苏联的恐怖主义引进中国。
    孙中山十分热衷于恐怖活动。暴动,暗杀,甚至暗杀自己的同志。


    十七。

    老子庄子的文化立场,是自由的,独立的。孔子孟子的文化取向,是把话语变成权力,所以他们四处奔波,到处游说,把帝王作为他们的主要听众。因为他们没有权力话语的支持,他们的话语就不可能变成权力。这是话语权力寻求权力话语的一个过程,最后以两者的完美结合告终。
    事实上,孔孟之道,没有帝王的权力,无疑于一堆废话。
    韩非子以及所谓的法家,与老子庄子的区别,也同样在于,韩非子等人和孔孟一样,要寻找权力来支撑和实现自己的学说,而老庄根本不需要权力。因为老庄无意于把自己所说的变成话语权力。
    所谓的第三种人,第三种立场,就是老庄的立场,就是自由的立场。老庄所寻求的是自由的空间和自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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