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08-07

    北岛《青灯》节选 - [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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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岛: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时间:2008年6月18日 作者:北 岛 来源:往复

    转载自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617&type=1004
                                              一

    1976年10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63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1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地,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爷”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73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1938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二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这篇短文是由于凡高那幅《向日葵》拍卖中被私人据为己有引发的感叹,由此联想到很多年前在上海买下的一张复制品。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不停地抽泣。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段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1941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1949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划,说:“请客。”

    文革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角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杯光斛错,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1938年2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三

    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1978年12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27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1979年10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伸张正义。在1989年早春的风雨飘摇中,我为要事赶到冯伯伯家。记得他表情严肃,非但没有拒绝我的请求,而且说:“做得好。”我骄傲地抬起头,与他对视。他点点头,笑了。

                                         四

    去国多年,常从我父亲那儿得到冯伯伯的消息。1993年得知冯妈妈过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同时也为冯伯伯的孤单而担忧,后来听说他和黄宗英结为伴侣,转忧为喜。96年春天,我和父亲通电话时,他叮嘱我一定给冯伯伯打个电话,说他中风后刚恢复,想跟我说说话。拨通号码,听见冯伯伯的声音,吓了一跳。他声音苍老颤抖,断断续续。他问到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千般委屈,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呐呐地说。后来又给冯伯伯打过两三次电话,都说不了什么,只是问候。天各一方,境遇不同;再说时差拆解了此刻,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2001年冬天,我因父亲病重回到北京。离开故乡13年,说实话,连家门都找不到了。我马上请保嘉帮我打听冯伯伯下落。她和黄宗英联系上了,说冯伯伯住在医院。那是个寒冷的早上,街头堆着积雪。由保嘉开车,先去小西天接上黄宗英阿姨。很多年前我就认识黄阿姨,当时我在北京处境不好,曾有心调到海口去,她正在那儿办公司。记得我们在她下榻的旅馆门外一直谈到深夜,她最后感叹道:“你的问题太复杂,而我无权无势,帮不了你这个忙。”二十多年过去了,黄阿姨身体远不及当年,腿脚不便。在我们护驾下,总算上了车,开到中日友好医院。

    所有病房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冰窖,连护士的动作都变得迟缓,好像也准备一起进入冬眠。一见冯伯伯平躺着的姿势,心就往下一沉,那是任人摆布的姿势。听说他已中风七次,这是第八次。是什么力量使他出生入死而无所畏惧?黄阿姨抚摸着冯伯伯的额头,亲昵地呼唤:“二哥,我来了。”冯伯伯慢吞吞睁开眼,目光痴呆,渐渐有了一点儿生气,好像从寒冬中苏醒。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我,先是一愣。我俯向床头,叫了声“冯伯伯”。他突然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这下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引起中风,慌忙退出他的视野。周围的人纷纷劝慰他,而他嚎哭不止,撕心裂肺。他从床单下露出来的赤脚,那么孤立无援。

    我们在病房总共呆了十分钟,就离开了。我知道这就是永别——今生今世。在门口,我最后回望了他一眼,默默为他祈祷。

    冯伯伯曾对黄阿姨说过:“我想修改我的遗嘱,加上:我将笑着迎接黑的美。”如此诗意的遗嘱,其实恰好说明他是一个绝望的浪漫主义者。而他对于黑的认识一直可以追溯到童年。他母亲在生下他一个多月后就患产褥热死去。他后来如是说:“有母亲的人是有福的,但有时他们并不稀罕,视为应得;可是作为一个从小死去母亲的人来说,母爱对他是多么宝贵的东西。他盼望有母爱,他却得不到;他的幼小心灵,从小便命定是苦楚的。”

                                          五

    说实话,得知冯伯伯的死讯并未特别悲伤。他生活过,爱过,信仰过,失落过,写过,译过,干过几件大事。如此人生,足矣。我想起他那孤立无援的赤脚。它们是为了在大地上行走的,是通过行走来书写的,是通过书写来诉说的,是通过诉说来聆听的。是的,听大地风声。

    如果生死大限是可以跨越的话,我此刻又回到1976年10月的那个晚上。我怀着秘密,一个让我惊喜得快要爆炸的秘密,从家出来,在黑暗中(楼里的灯泡都坏了)下楼梯,沿着红砖路和黑黝黝的楼影向前。那夜无风,月光明晃晃的。我走到尽头,拾阶而上,在黑暗中敲向听风楼的门。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8年6月18日

     

    北岛:远行——献给蔡其矫
    转载自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5073

    元月2日晚,家中来客,一起包饺子过年。电话铃响,是《香港文学》主编陶然,他说:“蔡老今天凌晨去世了。”我顿时呆住,妻子询问,复述时不禁泪如泉涌。又接到蔡三强的电话,说起他父亲一向打鼾,半夜鼾声一停人就走了。他还说找到很多照片,与《今天》及“星星画展”有关。不想扫客人的兴,我步入院中。女儿随即送来大衣,关切地盯着我,我摆摆手让她进屋,兀自坐在暗中。
    去年7月,在香港与陶然等人相聚,席间说起关于蔡老的传记《少女万岁》。我要来电话号码,当晚打过去。蔡老听到是我,甚喜。我约他到香港相见,他长叹道:“恐怕不行了,我88岁,老喽。”东拉西扯,从朋友到海洋。谁成想,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满天星斗连成一片,璀璨迷离。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否则人生更轻更贱。我们都走在这路上,谁都没有免于死亡的特权。也许重要的是,你与谁相识相伴相行,与谁分享生命苦乐,与谁共有某些重要的时刻,包括最后一次。

    (一)

    1975年冬,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那年我26岁,他57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艾青到北京治眼疾,住白塔寺附近的王府仓4号,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小屋。家中陈设简陋,一目了然。由于地面不平,每次开饭,艾青都要亲自过问折叠桌是否放稳——颠沛流离,吃顿踏实饭至关重要。家徒四壁,但有满满一箱子齐白石的画,那是艾青刚进城当中央美院军代表时买下来的。
    那时候说串门名副其实:走动之间,把国事家事天下事都给“串”到一起了。没电话,除非事先约好,只能撞大运——应声而至,沏茶倒水备酒留饭,取决于友情深浅。
    那天上午,有人敲门后高声通报:“艾青同志在家吗?我是蔡其矫。”只见他一头卷发,满面春风;说话底气足,南腔北调。一见面,他就夸我诗写得好,让我口讷而窃喜,手足无措。
    第二天蔡其矫就来我家串门。惟一的皮沙发像烂桔子般陷落,只好把客人请上床。我们背靠墙并肩而坐,腿翘到床沿外。他引导话题,从诗到政治到性。他单刀直入,问我是否有过性经验,弄得我大红脸。接着他坦言对爱情及性的看法,我只好跟进,讲述了失败的爱情故事。他告诉我,他译过惠特曼的《伐木者,醒来》和聂鲁达《马楚比楚高峰》,答应下次带给我。
    我和蔡其矫成了忘年之交。相比之下,和艾青认识要早些,但关系很淡。他有点儿公子落难的意味,自视高,身份感强,让人敬而远之。蔡其矫命途多舛,却毫不世故,喜笑怒骂,如赤子般坦荡。
    凭借华侨的特殊渠道,他搞到不少港台版文学书籍,再加上他手抄功夫了得,密密麻麻,如纳鞋底一般。说来也巧,自1964年因所谓“破坏军婚”罪锒铛入狱,直到1978年底他的三首诗发表在《今天》创刊号上,其间15年,蔡其矫跟我们一样处于地下,摸黑走路,靠手抄本借光。如今说到地下文学,看来界定要宽泛得多,且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1962年他写下的《波浪》一诗。
    在阳光普照的大墙后,有一窄门通向北京离经叛道的地下世界,那儿有各式各样的沙龙,热闹得很。创作是私下的事,大家凑到一起则变着法儿玩——聚会郊游酗酒吟唱谈情说爱。我把蔡其矫领了进去,这地下世界,连带出没其中的漂亮女孩儿,让他激动不已。他的老式莱卡相机,镜头跟主人的眼睛一起永远忠实于她们。大家当面恭敬,一口一个“蔡老”,背后叫他“蔡求蜜”。
    单位与老家在福建,夫人住北京,随“文革”风暴远去,行动自由的限制少了,他来北京的机会多了,后来每年像候鸟,春去秋来。而那窄门后面的北京,让他时不时改变行程。
    我们常去的地方有圆明园、香山、樱桃沟、沟崖、八大处、十三陵水库、丁家滩和云水洞。便携录音机的出现把郊游推向高潮——野外舞会应运而生。最早上市的板儿砖式录音机细如蚊声,动辄卷带,但丝毫不影响众人兴致。音乐响起,只见蔡其矫独领风骚,他腰板笔直,昂首含颌,带着女孩儿旋转。霎时间,节奏骤变,从舞曲转成摇滚乐,慌乱中他踩不上点儿,于是激流勇退,继续搞好摄影师的本职工作。这一切都写进他诗中,诸如《雨后樱桃沟》、《湖上黄昏》、《十渡》和《女中音歌手》,后者副标题还特地注明“为今天玩伴而作”。
    久别重逢,我提起当年那些女孩儿,他全都忘光了,令我惊讶。其实他记住的名字是青春,总有青春的代表进入他的生活。
    他与舒婷1975年结识。《橡树》这首诗就是他转抄给艾青,艾青大为赞赏,又推荐给我。在蔡其矫引荐下,我和舒婷自1977年8月开始通信,她的《这也是一切》随意抄在信中,是对我的《一切》的答和。
    1976年是中国当代史的转折点。“四五事件”发生时蔡其矫在福建泉州,9月18日回到北京,马上去天安门广场凭吊,写下长诗《丙辰清明》:“啊,祖国!/我忧心如焚/到处在寻找你的踪影:/那些鸽子哪儿去了?”
    那年夏天,我妹妹在湖北游泳救人时死去,我痛不欲生。10月上旬,蔡其矫约我去香山散心。霜染红叶,如大地的血迹。我们沿后山小路攀登,在茶室小憩,凭栏望去,无限江山无限愁。
    骑车回家的路上,街有异动——中国人的嗅觉比狗还灵。拐进某大院(据他回忆是海军大院),得到的消息难以置信。我们张着大嘴在夜色中前进,经王府井,终于得到证实。街上有人在吆喝:“卖螃蟹喽,三公一母!”他甩出一张“大团结”,不等找钱,拎起螃蟹飞身上车说:“到我家喝酒吃螃蟹去。”
    那夜,我们喝黄酒吃螃蟹论天下事。我只记得他满脸通红,眼神有点儿疯狂,恐怕也折射了我的疯狂。对,我们就是荒原狼,在长夜将尽时朝天袄嗥叫。
    我自选了二十多首诗,抄在十六开蓝色笔记本上,赠给蔡其矫。在扉页我写下题诗:“在长风不安的歌声中,/请免去这最后的祝福。/白色的道路上,/只有翅膀和天空。”

    (二)

    蔡其矫在中国当代文人中绝对是个异数。
    他1918年12月12日生于福建晋江园坂村。六岁读私塾,八岁随家人侨居印尼泗水。1929年回国,在泉州教会学校初中毕业,在上海读高中参加抗日爱国运动。1938年早春,他离开印尼辗转抵延安,先进鲁艺学习,后到晋察冀边区,在华北联大任教。1941年他开始发表诗作。1945年当随军记者。自1948年起从事情报研究工作。50年代初他放弃仕途,调到中央文学研究所……
    我常在琢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一个华侨富商之子投身革命,往往是想通过救亡,通过对社会不公正的集体反抗以实现个人理想——个人与革命之间不免有互相需求与误解的成分。应该看到,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苦难历程中,这场基本上是农民造反运动的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的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它混合着各种动机诉求与欲望,如同没有河床的洪流,冲决一切羁绊的同时带有自毁倾向。
    与参加革命的农民不同,蔡其矫渴望的是某种精神回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革命胜利以前,他如愿以偿。他在2000年口述时如是说:“延安在1938年到1942年之间,是非常自由的……那时,上课是自由的,唱歌是自由的,贴墙报是自由的,搞创作也是自由的……”
    夺取政权后,革命转而成为自身的敌人。和大多数文人一样,蔡其矫经历的痛苦可想而知。他也曾试图随大流跟形势——歌功颂德,写检查,与各种反党集团及思潮划清界限。
    但最终发现,革命与他所向往的个人自由早已分道扬镳。当人们彻底放弃自我时,他做了反向的选择,毅然决然站起来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谁敢在你上面建立他的统治……/波浪啊!对水藻是细语,/对巨风是抗争,/生活正应像你这样充满音响,/波浪啊!”这就是他写于1962年的《波浪》。
    那是精神脊梁骨被打断的一代。即使有少数挑战者,也往往受限于二元对立的格局,成为统治者的镜像——正反不同,可长得一模一样。由于被镜子夺去了灵魂,即使幸存下来,往往变得枯燥而无趣。
    从今年初起,我在美国印地安那州一个叫南弯(South Bend)的小镇教书。这里大雪茫茫,铲雪车到处奔忙,在路面刮出刺耳的声音。蔡其矫仿佛和我肩并肩,在雪中趔趄而行。他离开这世界一个多月了。这是个洁净的日子,充满明亮忧伤的日子,纪念逝者的日子。
    王柄根《少女万岁》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让我哑然失笑。“文革”期间,蔡其矫不仅不认罪,还公然贴大字报和造反派辩论。比如,说他是黄色诗人,他就举出唐宋诗词中的例子反驳。退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接受,因为他皮肤是黄色的。但接着他又说,皮肤并不能决定诗人的品质,比如,普希金的祖父是黑人,不能说他是黑色诗人……嘿,他还挺矫情。
    与此相应的是宁折不弯的刚烈。在一次批斗会上,福建作协别的头头都被迫跪下,只有蔡其矫,怎么推搡他硬是不跪。造反派小头目一扳子砸过来,闪过去,又是一扳子,头破血流,他连血也不擦。最后造反派害怕了,把他送进医院。
    也许最让人叹服的还是他惊世骇俗的爱情观:“为了一次快乐的亲吻,/不惜粉碎我自己。”纵然一生风流,蔡其矫有自己的原则。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爱情的存在不是为了使我们幸福,而是为了向我们表明在忍受上我们能有多么坚强。世界上没有比无言的爱更高贵、更令人幸福的了。以无欲念的爱克服愁苦,也许这是迷途的爱、沉睡的爱。肉体有限度的满足,是人的最低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
    依我看,在一个“阶级仇民族恨”的时代,正是爱与艺术让他超越了反抗的局限。也只有爱与艺术,才会破解权力的因果链条,挣脱官方话语的无形桎梏;才会让人心变得柔软,复原万物的质感,使灵魂自由青春永驻。
    1964年4月13日,他因“破坏军婚罪”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关了近两年。多年后,蔡其矫和艾青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艾青问,你为女人坐过牢,后不后悔?蔡其矫说,无悔,这里有代价,但也得教益。这个教益就是当面对一个爱你的女人时,你要勇敢。艾青说,蔡其矫,你是真正的男人……

    (三)

    1978年深秋,我着手编辑《今天》创刊号,在桌上摊开蔡其矫和舒婷的诗稿,逐一推敲。我发现在老一代诗人中,蔡其矫竟与我们精神上如此之近。于是我选了他的三首诗《风景画》、《给——》和《思念》,排在首位,接下来是舒婷的《致橡树》和《啊,母亲》。其中那首《橡树》,我根据上下文把题目改为《致橡树》。为安全起见,我给蔡其矫取了个笔名“乔加”。
    我事先写信去福建试探,他竟满口答应,还另抄了几首新作。要知道那年月这可是胆大包天的决定,弄不好是要坐牢的。那年他整满六十,本应安度晚年,却跟我们这帮混不吝的小子借《今天》浮出地表。
    舒婷加入《今天》文学团体,始作俑者蔡其矫。在他催促下,1979年秋舒婷第一次来到北京,与《今天》同仁聚首。某日,天高气爽,蔡其矫、艾未未和我陪舒婷游长城。那天蔡老兴致格外好,端着照相机冲锋陷阵;舒婷胆大艺高,爬到城垛上徘徊远眺;我晕高,看不得这壮举,把头转开;艾未未还是个大男孩儿,一开口脸就红……
    10月21日上午,《今天》在玉渊潭公园举办第二届露天朗诵会,蔡其矫和舒婷也来了。以灰蓝色调为主的听众,点缀着花花绿绿的外国人和白制服警察。风雨欲来,朗诵会开得凝重悲壮。朗诵者向这两位最早加盟《今天》的南方人致敬。与整个基调形成反差,他们的诗句让人想到黎明时分的热带雨林。
    《今天》问世后我们越玩越疯,郊游规模越来越大。蔡其矫是积极倡导者,乐此不疲。1979年深秋,一行百十余人,浩浩荡荡,前往云水洞和十渡。在云水洞前空地上的舞会,如庆祝胜利的狂欢节。这下可忙坏了蔡其矫——跳舞摄影,二者不可兼得。只见他上窜下跳,进退两难,连那些照片都拍得气喘吁吁的。爬山路上,他突然惊呼:“哎呀,这下糟糕了!”等大家围过来他才说:“我的面包都破了!”原来是他带的面包被压碎了。一个南方人的“破”字当头,把北方人全逗乐了。
    后来,他与《今天》渐行渐远,但友情依旧。只要有美食美景美女,他从不拒绝。

    (四)

    1980年10月下旬,我和前妻从山东度蜜月回来。第二天一早,有人拍门大叫:“我是蔡其矫。还活着,快,快点儿生火。”原来他拎着一串螃蟹。在朋友中,他是头一个来贺喜的。
    按他的话来说,天下好吃莫过于螃蟹。看他吃螃蟹是一种享受:不用任何工具,咬啃咂嘬,全靠嘴上功夫,关键还得牙口好。一般来说,美食家全都热爱生活,没听说哪个美食家得抑郁症自杀的。我吃螃蟹毫无耐心,很快就在残渣余孽前投降了。他从牙缝挤出的评论准确有力:“笨,懒,浪费,可惜。”
    那时候都在家待客,最多去搞点儿散装啤酒凉菜什么的。一个物质匮乏时代的好处是,朋友聚在一起,粗茶淡饭,能多说说知心话。有时也争得脸红脖子粗,但不往心里去。
    有一天,蔡其矫云游四海归来,我应声而至。那时他住东单大雅宝胡同,人民美术出版社宿舍,两间小屋昏黑,堆满书和他收集的贝壳。他留我吃午饭,得意地展示一路上的新作。
    我对那些“旅游诗”不以为然,半开玩笑说:“你怎么跟出笼的母鸡一样,到哪儿都下个蛋?”他脸一沉嘴倒弓,下了逐客令:“饭吃好了,你该回家了。”我为自己口无遮拦后悔,晚矣,只好悻悻离去。几天后他老人家骑车来找我,照样乐呵呵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1981年秋,在兰州教书的“九叶派”诗人唐祈筹备“兰州诗会”,请了舒婷、江河、杨炼和我。未在受邀之列的蔡其矫,闻舒婷途中被窃,赶去救援;舒婷败兴回家,他却意犹未尽,直奔兰州。我们在招待所撞见,不禁欢呼起来。“兰州诗会”后来被取消。于是我们封蔡其矫为“头头”,结伴而行。他将军般威风,摊开地图,为进军大西北制定路线。
    我们一路穷开心。他最喜欢给美女照相,投其所好,我们仨就像选妃子一般,四处寻觅,把稍有姿色的女孩儿一网打尽。我们声称,这位是作家协会的老革命,为写作收集素材,关键是江山得有美人配。那年月彩色照片稀罕,再听说是作家兼老革命,几乎没碰过钉子。只见女孩子搔首弄姿,风情万种。拍照后留下地址,他事后评论道:“这个蛮不错,有味道。”我们开始犯坏,专挑那些相貌平平甚至丑的,蔡其矫照旧乐得屁颠屁颠的,殷勤备至,但多少有些保留:“还可以,马马虎虎。”他准心里纳闷:江山依旧,可怎地,一夜间,“六宫粉黛无颜色”。
    夜宿青海湖边。蔡其矫早起去照相,回来大骂“懒虫”,把我们从床上赶下来。探头窗外,青海湖碧蓝如海,令人怦然心动。我们嗷嗷叫喊向湖边冲去,蔡其矫不甘落后,跟我们一起冲啊喊啊……
    辞青海湖,过西宁,再返张掖,宿酒泉,登嘉峪关,抵敦煌。我们持私人介绍信找到敦煌研究所所长,受到特别礼遇,安排在招待所下榻,吃住便宜。在导游引领下,一连四天,参观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洞窟,有些从不对外开放。借助户外微光或手电筒,那奇异的造型与色彩,把我们全都震住了,屏息凝神,神魂颠倒。最让蔡其矫着魔的是飞天与乐伎。他认为,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宗教,而宗教的最高境界是美。
    最后一站柳园。三名小卒入川返京,而光杆司令继续西行,向新疆挺进。那是蔡其矫云游四海的开端。我们在小旅社告别,为他发现更多的维族美女干杯。收拾行李时才发现,不约而同,每人都带了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这影响显然来自蔡其矫。

    (五)

    蔡其矫第一次读《草叶集》是1940年,在晋察冀边区。
    他当时是华北联大文学院教员,院长是在法国留过学的沙可夫。在一个星空灿烂的夏夜,他和沙可夫从法国作家纪德说起,探讨文学艺术的自由观。沙可夫提到惠特曼,并把从苏联带回的英文版《草叶集》借给蔡其矫。
    是夜,在煤油灯下,他几乎通读了《草叶集》,为惠特曼的风格所慑服。那来自美洲大陆动荡不安的声音,好像开关,一下打开他天性中未知的暗道——那与革命缘起息息相关,但又与铁血纪律格格不入的流浪精神。他大声用英文朗诵着《啊,船长,我的船长》,激动不已。在华北平原,在残酷的战争岁月,美国的惠特曼与中国的蔡其矫相遇,带有某种宿命色彩。
    很多年后,他回首往事说:“任何企图进入艺术王国的人,都应该有大师引路,让自己的大师领着走进那个精神王国。没有大师的引路是不行的。第一位引我走进诗歌王国的大师就是惠特曼,第二位是聂鲁达……”
    惠特曼于蔡其矫,绝不仅仅意味着文学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对惠特曼来说,性是人体的能源,是世界物质生命——男女、动物、植物——的关键。他认为肉体与精神同样重要,相辅相成。从这一点出发,就比较容易理解蔡其矫的感情世界和爱情观。
    在我看来,蔡其矫的诗歌成就终究有限,说来原因很多,包括与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短暂与断裂有关。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重要性,因为他展现了更为宝贵的生命价值。
    在这一点上,蔡其矫比安贫乐道的惠特曼走得远得多,他用自己一生穿越近百年中国的苦难,九死而不悔。他对任何形式的权力结构保持警惕,毫不妥协,从而跨越一个个历史陷阱:在金钱万能的印尼,他离家出走;在革命走向胜利时,他弃官从文;在歌舞升平的时代,他书写民众疾苦;在禁欲主义的重围下,他以身试法;在万马齐喑的岁月,他高歌自由;在物质主义的昏梦中,他走遍大地……
    他的反抗是个人的,他相信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最终必与权力结盟,任何以自由为名的造反都将走向奴役之路。1986年5月在福州召开的“蔡其矫作品讨论会”上,他在发言中总结了自己的一生:“我并不重要,我自认为是一块跳板,一层台阶,踏着它是为跃向对岸或走向高处……所有的诗人艺术家,无不历尽坎坷,屡经寂寞,不被窒息而死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生命即使是伟大而勇敢,也难以达到成功!没有谁保护我们,只有靠自己支持到最后一息……”
    自1981年秋,即我们西北之行以来,他云游四海,足迹几乎遍及中国。这一壮举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谜。他是为了继承徐霞客的传统,还是为了用脚在大地上书写,追赶青春穿透生命的迷雾?他曾在《自画像》一诗中自问:“从黄昏到垂暮,他还能在眷恋中远行吗?”眷恋与远行,方向相反,却彼此激荡有如持久的钟声。
    他是一面光芒涌动的镜子,与黑暗对立,却并非为了折射黑暗。它似乎提醒我们一个阴郁时刻的到来:趋炎附势、追名逐利、男盗女娼、画地为牢——这一切可能成为我们文化的主流。

    (六)

    2001年冬,因父亲病重,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除了尽孝,头等大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忘年之交——岁数不饶人。我从保嘉那儿得知蔡老在京,大喜过望。
    保嘉开车带我先去接牛汉。事先瞒着,牛汉下楼迎候时看见我,惊得竟蹦了起来。他快八十的人,仍像棵擎天老树那么壮实。再去东堂子胡同接蔡老。他老人家性急,不断打电话催问,早早到楼下等候。与他紧紧握手那瞬间,我的眼角湿了。他引我们回家,他夫人徐竞辞很热情,沏茶倒水。蔡老明显见老了,但还硬朗。想当年大家就管他叫蔡老,叫了30年,终于给叫老了。他告诉我,几年前被摩托车撞翻,脊椎骨短了一截,行动大不如从前,但他还是骑车到处跑。
    牛汉和蔡老执意先去看望我父亲,于是到我家小坐,再去附近“山水间”餐厅吃晚饭。那天给蔡老点了狗肉煲,他大赞,称天下第一美味。俩老头儿在一起总是斗嘴,嗓门大,还打打闹闹。说来他们还是通过我相识的,那是“四人帮”倒台后不久,我带蔡老拜访牛汉。
    蔡老要去参加作代会,我请他约上舒婷和王安忆一起小聚。那晚,保嘉开车去奥林匹克饭店接上他们,来到后海河沿的“孔乙己”饭店。没事先订位,五个人围住一张小桌,好像烤火取暖。我给蔡老点了只大闸蟹,他大赞,称天下第一美味。
    临走前,我借朋友的美意,在其属下一家名叫“湘君府”的湖南餐厅,宴请牛汉、谢冕、邵燕祥、吴思敬和蔡其矫,由几位同辈人作陪。所谓“总统套间”金碧辉煌,那华丽的装饰和闪光灯让人分神。蔡老坐我对面,话不多,专注于那精美的头盘——凉拌龙虾。我劝他多吃,最后连龙虾头也由他包了。在座的文学所的刘福春跟我抱怨说,他每次陪蔡老骑车,蔡老总是逆行,直冲着警察骑过去,他只好推着自行车跟在后面跑。
    酒后有点儿恍惚了:生活继续,友情依旧,只是由于我的缺席,过去与现在之间出现某种断裂,如拼图中缺失了某些部分。
    次年冬,又在北京见到蔡老。一切似乎又回到过去的轨道中。
    那晚,我请他和牛汉在一家大众饭馆吃涮羊肉,俩老头儿又斗上嘴了,好像双方为此等了一年。仔细听去,他们提及的名字大都不在人世了。
    蔡老告诉我,他用积蓄在老家建了座花园,为了留给年轻人——让他们谈情说爱,诵读诗文。“我年纪大了,得考虑身后的事了,人都有这么一天。”这话还是让我一愣:年龄于他,似乎只是追逐青春的距离参数,与死亡无关。
    他还告诉我,他如今志在海洋,研究写作均与此有关。他认为,中国的强大和航海有关。从根儿上说,他是个海洋性格的人。生于海边,长在印尼,随舰队远航,而他那自由不羁的灵魂,更是属于大海的。看来他在大地上走累了,开始寻找归宿——想象与灵魂的归宿。
    此刻,我坐在大学宿舍的书桌前,窗外风雪肆虐。我极力回想我们间的最后一面,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沉入我关于故乡的混乱驳杂的印象中;而早年交往的细节,像雨后蟾蜍一个个蹦出来,似乎为了展示时光倒错的意义。是的,我们自以为与时俱进,其实在不断后退,一直退到我们出发的地方。

     

    北岛:忆柏林
        我和顾彬(Wolfgang Kubin)面对面坐在波茨坦广场附近一家连锁餐厅里。我们是最早的顾客。午餐很简单:色拉、金枪鱼外加啤酒。雨沙沙地敲打着玻璃窗。昨晚在市政厅开幕式的酒会上,柏林诗歌节组织者托马斯跟我说,我向全世界的神(包括你们的龙王爷)祈祷,明晚千万别……可诸神让位给天气预报,暴雨把大型露天朗诵会赶进室内。我和顾彬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柏林诗歌节。午饭后,他要赶去参加一个关于翻译的专题讨论会。
        柏林是我到过的第一个外国城市。1985年夏,我从北京出发,在巴黎换机前往柏林。顾彬在机场大门外等候。我跟顾彬1981年在北京相识。那时候跟老外接触还得有点儿胆——摆脱影子对人的跟踪与其说是现实的,不如说是心理的。
        那时柏林还有东西之分。刚到西柏林,我就问一位德国人柏林墙在哪儿,她回答倒简单:你只要朝任何方向一直走就会撞上。我们来参加“地平线艺术节”,看来地平线的确是柏林墙以外的想象。
        中国作家代表团由王蒙带队,浩浩荡荡,我是编外人员。王蒙一扫官场作风,带着大家一起逛跳蚤市场,自己先买了件棕色皮夹克,得意洋洋去见西德政要。我花30马克买了套西服,送出去干洗,价钱翻了两倍。
        顾彬那时住在土耳其移民区,他尚未得到教授职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给我们做麻辣豆腐汤,不怎么正宗,却让远离故土的中国胃激动不已。君特·格拉斯代表西柏林作协在一家餐厅请客。色拉和带血的牛排——中国作家们大眼瞪小眼,基本没动就撤了。最后是甜食。得,回旅馆饥肠辘辘,众人又去中餐馆找补了碗汤面。
        那时候胆大。我跟孔捷生逛街,饿了,就近去了家法式餐厅。等侍者拿来菜单——光一道菜就30多马克,我们傻了眼,只好说声对不起,撒腿就跑。
        德国汉学家莎沛雪(Sabine Peschel)开车去东柏林看她妹妹,约我和孔捷生同行。在戒备森严的边境检查站,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受到礼遇,走不同通道。莎沛雪请我们把一份当天的西柏林报纸藏在身上,连同我们在西柏林低价兑换的东德马克“走私”过去。我们成了大款,请莎沛雪和她妹妹及男朋友吃午饭,体验到西方游客去“过渡时期”中国的优越感。刚过中午一点半,饭馆就关门了,我们不禁会心地笑了。于我,这笑有一丝酸楚。
        二十一年弹指间。顾彬依然皱着他那著名的眉头向我微笑。他这忧郁的面具,让所有想套近乎的人犯怵。要说他过了耳顺之年,却像愤靑般奋笔疾书,呵神斥鬼,搞得那些自以为天下太平的人心神不定。他是那种很难归类的人,可这个世界非把他归入汉学家和译者,让他恼火。
        柏林建于1237年,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它曾于1806-1808年被拿破仑占领;1933年希特勒上台;1945年柏林被攻克时夷为废墟,由美苏英法四国共管;1948年,苏联对西柏林实行隔离,英美法联军用飞机空投物资保住对西柏林的控制;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在地平线上出现,西柏林成了孤岛;此后至少有239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渡河时丧命……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就在那一刻,西方媒体的所有镜头都对准狂欢的人们。那时我刚离开西柏林不久,搬到奥斯陆,在电视前目瞪口呆。据说,德国少数知识分子,包括君特·格拉斯,呼吁东德人在统一问题上慎重,除了被西德“吞并”外,是否能找到更合理的出路,因而成为攻击的对象。那时只顾追逐西德马克的东德人,很快就领教了那玩意儿的厉害:兔子转身变成猛虎,逼得他们走头无路——东德工业全面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全体老百姓沦为“贱民”。
        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初读东德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小说《分裂的天空》的感觉,那还是远在我去柏林以前。在我看来,所谓“分裂的天空”,绝不仅限于政治含义,深究起来其实是人类内心世界的分裂。
        我自然也是分裂的。后来我半遮半掩告诉德国朋友,我还是更喜欢统一以前的西柏林。居然他们全都赞同,吓了我一跳。当年那是艺术家和穷人的天下,如今被政客和商人所主宰;当年朴素宁静的生活方式,被大国首都的野心和商业化的喧嚣所取代。说到底,我更喜欢的是当年的特殊氛围——末日感,那是人类处境的一种真实隐喻。
        1989年5月下旬,我第二次来柏林,是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的客人。我住在一个小单元里,常在楼道碰见那些冷漠而彬彬有礼的老太太。西柏林初夏的平静和客厅那台小电视机里的风暴恰成对比。
        6月3日晚,一个姓周的北京小伙子和我一起看CNN,我们把一瓶威士忌全都喝光了。我在和北京的通话中听见了枪声。第二天早上,小周磕磕绊绊爬上楼梯,和我抱头大哭。说来我们素昧平生,但我相信那一刻就像同样的戳记永远烙在我们身上。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回家的路断了,我再也没有家了,只能背井离乡越走越远。第二天上午,由一辆广播车开路,西柏林人陆续加入进来,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延绵数里。广播车播放着贝多芬的《悲怆》交响乐,人们默默在为地平线以外的某些年轻人送葬。
        柏林成了我漂泊中的第一个家,如果家这个概念还有意义的话。我独自漫步在街头,看纪念教堂广场那些街头艺人的表演。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区别在于他们卖的是技艺,我卖的是乡愁,而这个世界上乡愁是一文不值的。
        我在柏林过四十岁生日。那天在一个台湾朋友开的快餐店,在座的有英国汉学家当·斯达(Don Starr)一家,他们专程来柏林看我。有照片为证:我端着一盘鱼朝镜头傻笑,好像推销广告。对,那鱼就是乡愁,关于大海的乡愁。
        17年过去了,我依然喜欢漫无目的地满大街溜达。如果说巴黎是阴性的话,那么柏林就是阳性的,它像德国古典哲学一样迷恋空间和秩序——街道宽,屋顶高,公园大;我从未见过有这么多绿地的城市。如果说一个城市是放大镜,那么一个人则是尘封的书中的某个字,两者本来毫无关系,除非上帝或历史的欲望要借助城市寻找那个字,并锁定其含义。一个漂泊者甚至连字都不是,只是字里行间的潜台词而已。
        诗歌节结束了,我从旅馆搬到Y家,第二天由她开车送我去机场。我当年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已星散,Y成了我跟柏林的最后一线联系。我几乎每年都来柏林,Y就像柏林的女主人一样招待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和中国学生会的头头们在餐馆相聚,其中也有Y。她的一对耳环在灯下闪烁,露水般晶莹易逝。
        Y现在吃的是职业翻译这碗饭。她17岁从中国到柏林读书,拿到博士,一住25年,德文比中文还溜。作为单身母亲,她带着8岁的女儿和德国男朋友在一起。他们和别人合住一个大单元,这种合住的形式叫WG(德文缩写),从名到实都有点儿像当年插队的“集体户”。这是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保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某些因素。比如,除了按比例缴房租外,每周按人头缴25欧元,包括伙食和日常用品,不够再分摊;大家做饭打扫卫生分工合作。承租人蕾娜特(Renate)也是职业翻译,穿梭于英德西班牙文之间。她的男朋友前两年由于中年危机搬到另一个“集体户”去了,大概由于距离带来的新鲜感,他们俩又和好如初。这里除了Y一家,还有个刚搬进来的研究生,专门研究老年人记忆与遗忘的问题,引起快六十的蕾娜特的警惕。
        我刚搬进来,蕾娜特正要出门采购。原来她和几个相识多年的女人定期见面,互相倾诉,相当于一种免费的心理治疗。这种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不能成为朋友,否则就不可能知无不言了。据她说,五年来她每次都用蔬菜意大利通心粉招待伙伴们,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怨言。
        我在客厅上网时,门铃阵阵,蕾娜特的心理伙伴高矮胖瘦鱼贯而入,像拉洋片一样。蕾娜特在去厨房的半路得意地告诉我:“她们照样喜欢我的通心粉。”
        Y的德国男朋友J是音响发烧友,一个房间专门安顿那些带蓝眼睛的昂贵设备。他内向寡言,但音响这话题有如开关,一下打开话匣子。J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两家自行车铺。这也是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产物。那时为了提倡环保,十个年轻人,五男五女,合伙投资开自行车铺,同时也出售代表女性权利的毛线。后来女合伙人纷纷离去才撤下毛线,只卖自行车。
        离开柏林的当天上午,我和Y谈起去年建成的柏林大屠杀纪念碑,她马上开车带我去参观。纪念碑位于勃兰登堡门和希特勒自杀的地堡之间,是由2700个大小不同的水泥块组成的,散布在两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地上。
        莱亚·罗施(Lea Rosh)是主要推动者之一。她今年70岁,父亲在二次大战中入伍死于波兰。她曾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被2003年《好消息》(Tip)杂志的读者评为“最令人难堪的柏林人”。这不仅因为她发型怪嗓门大脾气坏,更主要的是她牛虻般的风格。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不安,特别是对犹太人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感情。而罗施偏要触动这最敏感的神经。她花了17年的时间到处游说,逼着政治家们做出承诺,终于在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建起这座纪念碑。它与柏林雄心勃勃的扩建工程是多么不和谐——在那些修复的古老建筑和闪闪发光的玻璃钢管大厦中,阴森森的纪念碑触目惊心。关于这一点,罗施说得很清楚:“这不是为犹太人而是为德国人建的。”
        纪念碑设计者是美国著名建筑师皮特·艾森曼(Peter Eisenman),他对把纪念碑简单解释成墓地不满,按他自己的解释是“起伏的原野”,没有入口没有出口,地势的起伏和水泥块的高低给人一种不安全感。
        Y和我消失在这水泥迷宫中。越往深处走就越让人恐慌,好像被某种东西所控制而不能自拔。我们像孤魂野鬼出没,寻寻觅觅。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对德国的理性主义一种深刻的反省,似乎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解释为什么德国人会陷入战争的疯狂。伟大的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认为有两种认识的方法,一种是外在的,即经验的和理性的,它面向的是现象的世界,获得是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它面向的是绝对的存在,与无条件的神秘的知识相联系。在索洛维约夫看来,理性主义最终把存在等同于思想,未能理解存在的实在,即绝对的存在。按这一批判精神,即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这恐怕也是我们深陷在现代化陷阱中的缘由之一。
        一个穿绿衣服的残疾人突然出现,他少了条腿,架着双拐走在我前面。苍天在上,其实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残疾人,不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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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期三联 2011-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