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03-27

    施雨:走近高尔泰 - [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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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高尔泰
    文/施雨
    2004年01月30日,星期五

    发表于《新象周刊》“文心园地”,2003年05月02日

    转载自http://wenxinshe.zhongwenlink.com/home/news_read.asp?NewsID=164


      都说“距离产生美”,对一个美学家来说,是否也只适合远距离观察?高尔泰老师说,审美能力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审美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需要。因为这种需要,我本能地走近他。

      走近高老师的直接动因其实是我们文心社想邀请他来讲座,讲一堂关于创作上的美学。托了好几个人都未果,最后我只好去请求黄翔,黄翔回话说,这事得你亲自出马才成。我想着也对,一代美学家哪能没有点架子?所托之人都是他亲近的朋友,都不能代表文心社的诚意,于是我跟黄翔说,你来安排个合适的时间吧,最好你也在,毕竟我和高老师从未谋面。黄翔欣然同意,说是我们一起到他家的海边游泳吧。那是去年夏天的事。


    1、左起:吴康妮、浦小雨(高夫人)、高尔泰、黄翔、秋潇雨兰、施雨、施林
    (lily注:发现一个细节,高先生和黄翔的姿势几乎是相同的,小雨和秋潇雨兰两人也都不约而同地依偎着丈夫。感谢这些伟大的女性。)

      由于高老师一直忙于为一个画展作画,并且正在赶写《寻找家园》,眼看着新泽西州的天气一天凉似一天,秋色悄悄染红枝头,我便也逐渐断了游泳的念头。入秋,黄翔和雨兰应邀去日本和台湾做文化游,拜访高老师的事只好拖到黄翔和雨兰回来,最后,大家终于在一起过了一个温馨无比的感恩节周末。

      感恩节的那个周末天气很冷,但没有下雪,我和我先生开车去接黄翔和雨兰,然后去康妮和一知的家。康妮说,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呢,大家还是坐一辆车吧,好聊天儿。于是我们六个人挤在同一辆车里向高老师家挺进。一路上大家都很开心,黄翔和雨兰说不尽他们日本台湾行的趣事儿。康妮热情地给我介绍高老师和小雨姐的情况。其实,他们的情况我并不陌生,读过高老师《寻找家园》的部份篇章,也听不少朋友说起他们,还常竖大拇指。

      我从来怕见名人,所以有些紧张,再说,此番拜访,其他人纯粹是玩乐,可我有任务在身,得说服高老师来文心社讲座,此行是有目的的,结果压力骤然大增。黄翔安慰我说,怕什么?他对你很熟悉的,看过你不少文章,还有照片,对你的印象不错。经黄翔这么一说,我安心了一些,开始有兴致欣赏一路的风光。

      说起这一路的风光其实很可怜,新泽西州虽是名声在外的花园州,但花园只在春天才美丽。冬季的花园州到处是枯枝败草,满目萧条。高老师的家位于靠海的边远小镇,一边是海,一边是森林。我们经过一路荒芜的农场才到达目的地。雨兰说,他们住这么远,这么偏僻的荒郊野外,连朋友们都难得一见,好像周围只有孤魂野鬼。很多朋友也都希望他和小雨姐能住在大家中间,新泽西州闹区或纽约这样的大都会。但我想,有高老师那样经历的人,真正怕的也许是人而非冷清,无论作画还是写作,孤寂倒是很合适。

      到了高老师家门口,高老师和小雨姐热情地迎出来,然后我们鱼贯而入。我走在最后,低着头,心怀鬼胎的样子。不料高老师偏偏对我指名道姓:“施雨啊,欢迎欢迎!总听黄翔提起你,《彼岸》杂志上拜读过你不少文章,还有照片。”我一听连脖子都烫了,高老师竟然说“拜读”,我觉得自己真是罪过。其实,大家的文章常在报刊杂志上碰头,文字上应该算是很熟悉的了,况且《彼岸》杂志的总编宣树铮老师还是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彼岸》杂志封面遒劲朴实的“彼岸”二字就出自高老师之手。

      雨兰、康妮与高老师和小雨姐亲热地拥抱,我只敢毕恭毕敬地握手。本来我是不敢叫“小雨姐”的,雨兰和康妮说,我们都这么叫,你也这么叫吧,小雨姐会喜欢的。我们六个人的到达,把高老师的客厅挤得十分热闹,小雨姐忙着端茶递水,一阵寒喧以后,康妮到书房帮高老师摆弄电脑,整理一些画展需要的文字和图片宣传资料。雨兰和小雨姐喁喁私语,我一个人端坐沙发一角,悄悄观察眼前这位著名的美学家。

      在中国公认的四大美学派别中,有五位著名代表人物:朱光潜、宗白华、蔡仪、李泽厚和高尔泰。一九三五年出生的高老师是五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而朱光潜、宗白华和蔡仪三位美学家都已经作古。

      一九五七年,年仅二十一岁的高老师发表了处女作《论美》,立刻被围剿似地大批判,因为《论美》中阐述的是美学唯心论,被认为故意与唯物主义对抗,结果被打成了“极右分子”,监督劳动教养。在销声匿迹整整二十一年后,终于回到美学界,高老师已经四十二岁。期间,第一次婚姻爱妻早亡,第二次婚姻又一路坎坷,莫高窟十年与世隔绝钻研敦煌壁画的每一个孤独艰难的日子,他都在为毕生坚持的美学主观论付出代价,好几次,他几乎倒在西北的戈壁滩上。著名文艺理论家屈选在《美学家和批评家的高尔泰》一文中说:“不幸铸就了他宁折不弯的性格,这性格又使他更加不幸,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倍尝苦辛,是一个为社会所不容,为人们所不理解的孤独者……正是在这样不幸的氛围里,高尔泰成为中国当代杰出的美学家和批评家。”

      一九八二年,甘肃出版社出版了高老师的《论美》一书,一上市书就被抢购一空,不久,黑市上的书价竟然是原来的三十多倍。一九八六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美是自由的象征》,多次重印,供不应求。在短短的几年中,高老师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受到中国美学界极高的赞誉,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成了各大名校最抢手的教授之一。一九八九年,在这非常的一年里,高老师被捕入狱,出狱后便和小雨姐流亡海外,他们用这些年开画展的积蓄,购买了现在这个温馨的居所,继续着他们的传奇故事。

      我是怀着敬畏的心理,望着眼前这位一代美学家和批评家,本来以为高老师应该是衣着极其美观,常常眉头紧锁做沉思状,或者沉默寡言拒人千里。谁知,他穿衬衫套夹克,牛仔裤,足蹬旅游鞋,在屋里、我的跟前,快活地走来走去,动作之矫健迅猛像在急行军,过来一阵风,过去又一阵风,我陷在沙发里傻笑。高老师也朝我笑,他朝所有的人笑,不可思议的一个爱笑的男人哦,笑起来眼稍高扬竟有些丹凤眼的味道。高老师还喜欢把披肩长发扎起来,康妮要他放下,说放下来一定更有味道,他笑嘻嘻地放下头发,不久又扎起来,直嚷嚷不行不行,头发会扫到眼睛没法做事。

      高老师的耳朵听力不太好,正规场合都是小雨姐给翻译,但在私人聚会中,他从不需要。他开心地大声说话,我们也放肆地大呼小叫,距离和隔阂都在一声高过一声的笑浪中荡然无存。看高老师很开心,我就趁机提出请他来文心社讲座一事,他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施雨啊,你不知道,我不喜欢一个人讲课大家都安静地坐着听,我喜欢辩论形式的,要不,我和你打个擂台?我们俩来一番辩论怎样?大家可以只当听众也可以参与。”我一听这话就缩了脖子,我和当代美学家打擂台,正方反方大辩论,他坚持真善美,我偏要来假丑恶,然后被美学家打得落花流水,灰头土脸,我能这么干么?当然不能啦!只好对不住文心社喽。

      虽然讲座的事没有落实,但我并没有不开心,相反地,到了大家在餐馆用餐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高老师是一个曾经让我敬畏的学者和长者。高老师让我坐在他身边,另一边是雨兰。黄翔和康妮在对面。席间我们为各种问题,诗歌的、美学的、人性的争论不休,互不相让,我居然好几次激动地欠着身子,几乎要咬到高老师的耳朵,目的是要让他听清楚我的观点。高老师这时总是低头微笑,专注地听着,并用叉子轻轻拨弄盘子里的起司波菜(他喜素食,对波菜尤其偏爱)。高老师的宽容和大度让我勇气大增,说不定哪天真可以和他摆摆擂台。


    2、左起: 吴康妮、黄翔
    右起: 施雨、高尔泰、秋潇雨兰

      回来后我忽然后悔,对自己在辩论时的当仁不让追悔莫及。放肆,太放肆了啊!没有一点敬意,不安了好些天。幸好过两天黄翔来电话,说高老师喜欢我的书,怀念大家聚会的时光,他特意打电话让黄翔转告我这些话。康妮也说小雨姐讲常被我书中的故事逗得直乐。感恩节当天太多激动人心的事了,我居然忘了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那天我们还签名赠书,我用拙作换了五本黄翔刚从台湾带回来新出版的诗歌文论,以及高老师的两本美学专著,感觉自己像是不法奸商做了亏心事,怕对方后悔了把书要回去。结果我本能地把它们紧紧抱在怀里。我先生低声说,你这样老抱着不沉么?放包里我帮你提着不会丢的。

      再后来我终于明白,那天的辩论,难说不是高老师在故意激发我的勇气,越想越觉得是这样了,高老师意味深长的微笑,鼓励的目光,言语中明显的偏激和漏洞……天啊,我开始企盼下一次的聚会了。

      (03-14-2003,Randolph,N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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