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01-28

    万之:想象回家 - [读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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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新片《落叶归根》,笑出了眼泪。四海无家,四海为家。想起了万之先生的一篇文章,转载如下。

    万之:想象回家
      
       “人们告诉我,这房子的主人从来都不在家。”
       ——亨利克·易卜生:《培尔·金特》
      
       一
      
       喜欢一首歌,到处流浪的三毛写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
      
       常有瑞典朋友问,你从哪里来?当然回答是从中国大陆来,不是香港,不是台湾,也别把我当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朋友继续问,知道你是中国人,不过中国可大了,问的是你从中国什么地方来?我就学三毛,最好是别问,我也不知道,只能说我的故乡远方,在中国。
      
       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现有的瑞典护照上,出生地写了湖南,那是按照原来中国护照上的籍贯转过来的,就是说依照父亲出生地填写,其实不是自己的出生地。我的出生地是江苏常熟,是母亲家乡。但也难说我是常熟人,我七岁就离开那里到上海上学,因为父母分别在上海复旦大学及其附中教书。六六年回过常熟一次,以后就再没有回去过。也有人把我看做上海人,因为有个家在那里,母亲现在还住上海,我也会说点上海咸话,但我只在上海读完小学中学,就自己把自己“流放”到塞外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去了。其实我很愿意说我是内蒙古乌兰察布人,我在那里待了八年,和抗日战争时间一样长。我会说当地汉语方言,知道蒙语“赛”表示好“乌素”表示水,有了“赛乌素”好水扎下蒙古包就是家。我碰到内蒙古来的人会感觉亲切,网上结识一个蒙族姑娘,至今还时常通信。不过,我又是从北京出国的,我在北京读大学读研究生又留校任教,前后也是八年,也在北京安了个家,所以,要说我从北京来也没有错误。其实来瑞典前,我还在挪威读过四年大学,在奥斯陆也安过一个家,那里算是我又一故乡。我上了一年挪威语精读课,通过了可读研究生课程的语言考试,在戏剧系又读三年研究生课。我是手持一本挪威发的旅行证件嘴说一口挪威语到瑞典来工作的,俨然算一个挪威人。北欧几国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就是可以各说各的本国语言,但互相却可以沟通,其差别还不如北京话与上海话或广东话。我刚站到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台上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一开口就让学生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这个老师用挪威语给我们瑞典人上课,却是黑发黑眼黄皮肤地道中国人!
      
       我觉得我已经难说故乡是哪里。我是个四处漂泊流浪的流浪汉,到哪里都是异乡人,到哪里也都是故乡,就象我一篇介绍俄罗斯流亡诗人布罗斯基的文章题目, “四海无家,四海为家”。
      
       二
      
       要说回家先得说出走,没有出走,谈何回家。
      
       电话里,年迈的老母多次唠叨着说,生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会飞走。你属龙,又是早上八点生的,早上的龙要飞出门,不会留在家里的。
      
       母亲的话,我未必当真。人的行为之因,古希腊悲剧说是天意命定,莎氏比亚以为个性使然,浪漫主义以理想带动,现实主义强调社会环境影响,自然主义摆出生理原因,弗洛伊德研究出心理和潜意识,荒诞派戏剧干脆认为毫无逻辑理性可言,这些我都曾兼而学之,也难偏执一端。只有一点明确,我确实很早就从家里飞出去了。一开始也没想到能飞那么远,先飞到了中国北方,然后居然飞出国境,飞到北欧,甚至飞到过北极圈内。
      
       出走的念头从小就有,除了想入非非的天性,那时还觉得家庭气氛憋闷,有点象是牢笼,总想要冲出去。这当然还不是一种明确的自由理念,而有别的因素。说到我的家庭,背景确实有些复杂。母亲这边给了我一点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确实就是一点,不多。外祖父曾经留美,回国后担任南京金陵女大中文系主任,我母亲也就读于这个教会学校,所以有些洋气,信仰基督,会说点英语,会弹钢琴唱英文歌,讲点莎氏比亚。父亲这边是另一种革命传统。祖父参加过同盟会,跟随孙中山造大清皇帝的反,而我父亲很小就跟随共产党闹革命,参加过家乡湖南湘潭的农民运动。据如今修订的《湘潭县志》,当时我的亲舅公杨昭植是共产党湘潭县委书记,两个姑妈分别是妇女部长青年部长,我父亲才十几岁就当儿童团长。到马日事变国共翻脸,亲舅公被杀后人头挂在湘潭城门上示众。父亲逃到我大伯父(北大毕业,当时在教育总长蔡元培手下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那里避难,因此脱离革命而转走蔡公“教育救国”道路。我出生时父亲是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不过又入了共产党。我后来在海外碰到流亡出来的苏绍智先生,还说到他当时是我父亲同事,还是入党介绍人。在我看来,父亲表面是个共产党人,是个现代学者,骨子里其实还是个谨言慎行的封建士大夫。学术上他专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满脑子重农轻商的传统理论,贬低资本主义;文化上也比较保守,对西方现代文明相当排斥。他的书房里,西方文学著作几乎一本不见,只有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一类的东西。就治家而言也有些封建古板,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里会拉起窗帘摆上祭品跪拜陈家祖宗。父亲讲究律己的礼教,也想把子女训诫成为一个个循规蹈矩的人,但家教甚严反而也造成如今所说的逆反心理。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家庭里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母亲是受到压抑的,而我在家是个老幺,受到母亲宠爱更多,也跟着感到压抑,所以或许这里还有点弗洛伊德“恋母弑父”情结。母亲甚至兄姐的娇纵,也使我变得任性不羁,有时一赌气就喜欢一个人在野外闲逛,自由自在,用不回家表示抗议。那时家住上海复旦宿舍,外面都是农田野地。国民党撤退前曾经想固守上海,郊外遍筑钢筋水泥的碉堡,我经常在这些碉堡旁游荡,碉堡内幽坐,有时看到过死人的白骨,引起我对这些白骨原主命运的遐想,后来写入了小说《开阔地》中。
      
       十四岁的时候,文化革命如火如荼,自己也很想造反,但是家庭出身有了问题,父亲因有“脱党变节”历史问题而被斗,被抄了家,所以我当不了红卫兵,没法学红卫兵串联走遍天下。不过我曾经和伙伴翻墙进入上海火车站,身无分文也想去扒火车闯天下,结果是被民兵抓获,通知我家里来人领回。
      
       出走的梦想在十六岁时终于实现。当时成千上万城市青年无学可上也无业可就,终日流落街头,聚集生事,成为影响城市社会安定的隐患。湖南省有个城市想了个办法,把城市青年遣送下乡,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个方法上报中央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称赞,大笔挥动,让城市知识青年都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复旦在上海郊区,复旦子弟本来可以就近插队落户,让本来瞧不起郊区户口学生的市区学生羡慕得要死。二姐二哥都到附近宝山县农村落户去了,那里和全国农村相比还算富裕,丰衣足食没有问题,离家又近,骑自行车去也不过几小时,但我却不想步他们后尘,守在家门口,所以自己报名到最艰苦没有多少人愿意响应的内蒙古去,逞心和“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作对。中学领导正苦于市区学生大都不肯离开繁华都市,有我这样舍近求远不要动员自愿上钩者,自然欢迎鼓励,甚至树立为榜样,却不知道我自有私心。父母想劝阻我,还动员兄姐来说服,但毕竟不敢承担抵制伟大领袖号召的罪名,也就阻挡不住,我的出走终于成功,在六九年春远游内蒙古。记得出发离开上海时,火车站上一片哭声,正和阿城在《孩子王》开篇描写的一样,甚至有上海小姐哭得死去活来,而我心中只有兴奋和激动,只有脱离了牢笼的自由之感。
      
       也正因为这是自我流放,至少从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把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成一种离乡背井的人生灾难,或是作为自己受到政治迫害和惩罚来抱怨。对那一段农村生活,黄土高坡,粗食淡饭,我至今还是怀念不已,也把它当成自己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远方-雪》和《大儿马》等等都是那段生活的记录。我相信,有些文友和我定有同感,比如写出了《我那遥远的清平湾》的史铁生,都不会对下乡有哀怨之气。最要紧的是,远走他乡不仅是和家庭和城市拉开地理上的距离,其实也是文化和精神反叛的一条途径,天高皇帝远,只有在那边远偏僻的地方,在代表权力的文化与话语相对薄弱的底层,当权者精心构建在少年人心中的种种偶像才土崩瓦解,我们才获得了颠覆的力量,重塑自我。地理的距离因此转化成文化和精神的距离,身体的出走也成为精神的出游。
      
       更没想到那么偏远的地方还残存各种不同文化的遗痕,也开辟了我精神出游的新天地。我下乡的那个村子就有比利时来华传教士修建的天主教教堂。曾在地头和我一起锄地或筑坝的就有毕业于张家口神学院的神父,穿戴和当地农民已经没有区别,可谈吐见识让我听了发呆。县城还有个文化馆,当时封存了不少旧书,正好有个知青后来分配到那里做图书管理工作,偷出了很多禁书给我们这些还识字的好事者传阅。我就是在那时读到了很多西方名著,比如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氏比亚数大悲喜剧,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欧也妮·葛郎台》、《邦斯舅舅》、《贝姨》、《高老头》等等。凡是能抓到手的就乱读,饥不择食,而尝食禁果本身就让人兴奋。谁能肯定,亚当和夏娃不是有意尝食禁果而把自己放逐出上帝的乐园之外?
      
       精神的出走从此更漫无边际,越是禁地,越想深入,而且发现文学创作可以给自己的出走开辟新天地,即使笔力不足,还没找到自己的语言,幻想却无须受到现实世界的局限,可以自由出入任何时间和空间。我写过长诗《水手之歌》,趴在炕头上完成了长篇《酸葡萄》,都在身边的知识青年朋友中传看。
      
       文革结束后我考到北京读大学,身体回到了体制文化中心地带,精神的出游却从来没有停止。一九七八年年初入学,年底就进入了北京的地下文学圈子,成了张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今天》文学杂志的成员。当时北岛芒克等人正在筹备这份杂志,这些诗人不缺诗歌就缺小说。我就读中文系,有一篇小说作业曾经被仍很保守的老师作为思想倾向有问题的作品批评,但在同学中传看,有个同学正好是北岛邻居,做了介绍,北岛就邀我加盟《今天》。记得北岛带我去参加编委会议的时候,心中也有一种小时候离家出走的兴奋感,仿佛看到威严而小心翼翼的父亲坐在云端,张口结舌,却再发不出呵斥的声音。
      
       中国的政治气候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非常具体的影响,一场场政治寒流总让不少人感冒头疼。西单民主墙消失了,《今天》被封杀了,一批朋友入狱了,一批朋友退隐了,我大学毕业分配时也遇到种种麻烦,个人行动自由和语言表达时时受到限制和压力,需要不断抵抗,但坦率地说我对此并不非常在乎和敏感。我认为精神的自由和身体甚至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大致无关,精神的出游和身体的出走完全可以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你可以不让我说话不让我出版,却不能中止我的思考。不论身处何地,即使牢狱之中,也没有任何高墙可以禁锢我的心灵和思想。
      
       我相信,一个人可以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角色在俗世里,身不由己,要靠工资吃饭要戴面具生活,还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过的是非人的生活,正象裴多菲诗作《狗之歌》中的一条狗,而另一种角色在精神的世界里总是可以流浪四方,正象裴多菲诗作《狼之歌》中所描写的那样,依然可以做一条荒原上的野狼,饥寒交迫却自由自在。
      
       一九八五年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欧美戏剧文学硕士专业,留校任教,同时开始继续寻找出国攻读博士的机会,也是还想出走,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后来被挪威奥斯陆大学戏剧系录取。想到这是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的家乡,我真觉得自己是最幸运无比的中国人。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我坐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离开北京,先经过蒙古,横穿西伯利亚大平原,到莫斯科再转火车经过列宁格勒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再坐客轮西渡到瑞典斯德哥尔摩,最后做火车到挪威奥斯陆。这次北行就不仅仅是离家出走,而且是出关,出国了。
      
       “道不行,乘桴柁于海”,我的出走还没有结束。
      
       三
      
       “举头忘明月,低头思故乡”,中国的孩子大概都会背诵李白的这句诗。
      
       要说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是不真实的。不论流浪到哪里,不会不思念自己心中的 “橄榄树”。到处是故乡,到处是对故乡的思念。我思念湖南我踏足过的祖先洒过血的红土地,我思念我出生的常熟城里漂来荡去的木船,我思念我坐着叮叮当当的电车去上学的上海马路,我思念我的塞北风光我的乌兰察布大草原,我思念北京的胡同甚至它春天的风沙冬天的煤烟……
      
       世界上的确有些吊诡的事情。比如说出走其实是为了归来,背井离乡其实是为了寻找家园,离开其实是为了思念。人生就如某位诗友所说,其实始终是一种双向的旅行,精神的漫游同样如此,是出发也就是到达,是开始也就是结束,是起点也就是归宿。北欧人有句俗得不能再俗的成语,叫“出门不赖,回家最好”。易卜生诗剧《培尔·金特》里,主人公培尔在山里寻找到了心上人索尔维格,却不得不“绕道而行”,通过出外漂流一生,尝尽人生甘苦,才能在白发苍苍之时再回到索尔维格身边,也只有在爱中找到了自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正好导演系学生排演这个戏,有的学生不能理解“绕道而行”这个道理,有位老师辅导说,这是易卜生刻划和批判培尔见了困难绕着走的怯弱性格,我听了无法辩驳只能苦笑。其实,读点《圣经》就能体会,在基督教的传统里,充满着“绕道而行”的吊诡意义。人期待着上帝来把自己接到天国乐园,可上帝首先是把体验到人生之爱的亚当夏娃驱逐出乐园。不经过重重“炼狱”的绕道而行,又怎么能构成一部但丁的《神曲》?
      
       早年出走内蒙古,有过从家庭解脱的兴奋,有过获得自由的快乐,可一到冬闲时刻,特别是一到病疼缠身而无人顾爱的时刻,想家的念头突然袭来,强烈到不能克制的地步,只盼望立刻上路。所以,后来我差不多每年还是回家一两次,从落户的村子出发,先坐吱吱呀呀的牛车马车,然后坐车轮一动就尘土飞扬的汽车,然后再坐那个时代总是挤得无插脚之地的火车,目的就是一个:回家去!其实心里明白得很,回家后也还是会感到无聊和失望,牢笼的感觉又膨胀起来,每次回家又希望早点离开。所以,与其说是回家,不如说就是为了上路,能再听到火车车轮压在钢轨上的声音,对我就是最惬意的音乐,甚至希望没有终点最好,始终是那种在路上的感觉。至今为止我对旅行似乎从不厌倦,最喜欢去车站码头机场这样的地方,因为到这里不是出走就是回家。
      
       出国到挪威,真是流浪到了天涯海角,家乡远隔万里,回去的机会自然少了。一九八八年我曾经回去过一次,但下一次回家就要到十多年之后了。横在中间是八九年的××事件,这个事件阻挡浪子回游的旅程,甚至把我送上了政治流亡的不归之路:××凌晨的枪声把多少文人送上了流亡甚至逃亡的道路,也把中国文学的一支分流到了海外,诗人北岛到奥斯陆来找我商议重办《今天》,为流亡的文学再开辟一个新的自由家园。我们把十来个流亡作家请到奥斯陆来开了第一次编委和组稿会议。在当年出版的复刊号第一期上,就刊出了高行健有××事件为背景的剧本《逃亡》,也为此,《今天》一复刊就再次登上中南海的黑名单,也成了当局拒绝我回国的理由。
      
       八六年出国的时候领了一本中国护照,五年有效,快过期的时候,试探过到中国使馆去延长,而得到的答复是,延长可以,要写个“东西“,否则就不给延长。这是很多××后流亡或滞留海外的中国人都遇到过的事情。我不想写那个“东西“,于是护照自然就不能延长而作废,要旅行就缺少身份证明,只好去换成了一本旅行证件,先是挪威发的,到瑞典后又改成瑞典发的。那个证件上面写得清楚,是根据联合国难民条例颁发,注明我是中国公民,凭证件可到各国旅行,只有中国除外。于是我成了一个有国难投的中国人。凭那本旅行证件,我曾经到过欧洲很多国家,到过美国,但是我却不能凭这个证件进入我自己的国家。那年,我写出小说《归路迢迢》。
      
       九二年夏天,我正在芝加哥参加一个项目,传来父亲癌症晚期住院的消息。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自然很想再见我一面,母亲也希望我能在父亲走前能回去看望,给他最后的安慰。我却因为证件问题不能回去。其实,因为人生道路的歧异,因为政见不同,我和父亲有多年互不通信了。有好几年我给家里写信只写给母亲,不提父亲,而父亲也坚持己见,认为我选错了人生道路,崇洋媚外,数典忘祖。然而,大概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经过了××事件的震撼,父亲也终于认识到自己一生的迷误,总之,临终的父亲早已没有威严,而只有对我的挂念了。我身在异乡异地,家庭的压抑感早以消退,再没有强烈的叛逆之心,反而感到父子亲情其实深藏心中,才感到儿时父亲的教诲也自有其良苦用心。小时候我恨父亲吝啬,从来不肯多给零花钱,一句“由俭入侈易,由侈入俭难”反复教诲,让我耳朵起茧,要到多年之后,我才能体会这句话的深意。他给我的传统教育并非无用,至少让我背诵《古文观止》使我获益匪浅,至今还能记得李白的名句“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我不就是天地这一逆旅中的匆匆过客?我终于拿起笔给我父亲写下了多年来的第一封信。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安娜,她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我也把我们的照片寄了回去。母亲说,父亲读信时频频点头,他接收了一个浪子的归来。
      
       一九九九年春,来自各种渠道的消息都说明,我可以回家了。当时瑞典外交部准备派安娜出任瑞典驻中国的文化参赞,她以汉学博士学位、国家正式考试通过的中文翻译和十几本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著译的优势,在十多名申请者中处于无人可敌的地位。而我在犹豫观望多年之后,也终于在九八年加入瑞典国籍,可以顺利作为 “随军家属”结束流亡返回北京了。可是,我的回国梦想没有成真,没有想到我在瑞典其实也是个不同政见者,瑞典外交部内有人担心我到了北京会制造麻烦,让中瑞官方友好蒙上阴影。就在任命前,瑞典外交部内有人给中国驻瑞典大使通风报信,借刀杀人,让中国大使出面强横地干涉这件本来属于瑞典内政的事务,而瑞典外交部内的人就顺水推舟改变任命安娜的决定。他们以为我们会乖乖地听命屈服,却没想到我从来长着反骨,越是压制越要反抗。我们的公开抗议结果成了瑞典最大报纸头条新闻,瑞典国家电视台二十四小时滚动新闻播出,瑞典人民的抗议电话象密集炸弹接连不断投向外交部,直到正在国外出差的外交大臣安娜·林德闻讯电话打回瑞典,宣布了召见中国大使表示抗议和冻结向中国派遣文化参赞的决定。可惜,虽然安娜·林德给了我们一定的支持,甚至在电话里直接给了我们问候和安慰,却也不能把我们送上飞往北京的飞机。外交大臣安娜·林德在2003年被刺身亡,我悄悄到她去世的医院门口,在如山的花堆上也放下了一支玫瑰。我还从来没有对一个政治家表示过这样的敬意,因为政治家大都难以保持诚信,其实我知道,瑞典外交部早已经妥协,悄悄地向北京派出了驻华文化官员。
      
       当然,我还是想回家。老母亲年过八旬,已经年迈不能坐飞机来看我,只盼望我能回家,只盼望见到两个孙子。2001年,我到中国驻瑞典使馆申请签证再被拒绝。某领事当面拒绝我的一条荒诞理由,居然是因为2000年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我在瑞典媒体说了赞扬的话,还那么得意地出席了发奖仪式和宴会。有写诗的朋友向我介绍经验,说可以“绕道而行”,到香港去申请中国国际旅行社的签证,然后在罗湖过海关,有可能成功。我知道这条路,但也知道有些知名流亡人士虽持有签证也在罗湖海关被拦住了。我没有把握,但思家心切,母命难违,也觉得自己不那么知名,于是抱着侥幸一试的心理,带着两个孩子上了路。真是幸运,一切果然是按照诗人所说的过程顺利发展,我顺利地取得了签证,顺利过了罗湖海关,然后从深圳黄田机场买到了当天的机票飞到上海,机轮降落跑道的那个瞬间,我体会到了老迈的培尔回到家乡的感慨。
      
       回瑞典后,听说中国驻瑞典使馆知道我成功绕道回国之事后大为恼火,说是以后不会让我再有这样的空子可钻了,我的名字大概会登录到所有中国海关电脑系统的黑名单上。在这个国家机器最先现代化电脑化的时代,我想他们是做得到的。把你流放在外,不让你回家,不让你再见到亲人,不让你到中国去工作,甚至做个外交官 “随军家属“都不可以,这是世界上的专制暴君惩罚不同政见者的常用手段,不足为奇。这种手段还确实行之有效。思乡思亲是人之常情,可以成为一种精神重负,所以有些人承受不了,放弃了,屈服了,甚至精神崩溃了。那些不愿意对他们卑躬屈膝的人,就被关在外面这个无形的精神监狱中。总是那些为了精神自由而斗争的人首先失去人身的自由。
      
       可是我很想写封信给中国的那些专制暴君,还有为虎作伥的中国使馆和海关的先生女士们,告诉他们我还会“绕道而行”的。我还有一条绕行的路是他们永远拦不住的。那条路就是继续出走流亡的路,继续我的精神自由自在漫游的路,而出走就是为了回家。当我选择了文学,当我还能够自认为自己是个作家,我就有足够自信,相信自己的想象力能够超越所有的海关,超越所有国界。故乡就在笔下,更在心中,谁也不能让我和故乡分开。你们可以不给我签证让我回国回家,你们能拦得住飞机扣得住行李,可你们拦不住我出走流浪的思绪,更拦不住我的想象带我回家,我的笔可以把我心中的故乡写给大家看。
      
       四
      
       想象中经常回到的家,是我的第一个家,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江苏常熟阳澄湖畔的虞山镇,也就是常熟县府所在。常熟因年年丰熟富甲天下而得名。镇里河网交错,交通主要靠河,连城门都建立在河上,所以还有水西门,水北门等等。特别是有七条大河,宽如大马路,如七根琴弦并行,河也以弦命名,城也因此称为琴城,可以说是东方的威尼斯,而在我心中比威尼斯还更娇更美,有水之外又有山,城市有一半建立在山上,有诗赞美,“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
      
       我家就在七弦河边,七弦河七号。门前有鹅卵石铺的路,有青石板筑的桥,有船来舟往的河,水清有鱼有蛙有水莲水藻。从后门出去也是河塘,有大片的茭白田和荷花塘。最好看是雨来时打在河面,激起一个个水浪如花,又象一个个精灵舞蹈,雨水砸在莲叶上,叮叮咚咚,是我儿时最喜欢的音乐。
      
       门前滑溜溜的大青石搭起台阶,走下去,可以看束着围裙的娘姨在河边捣衣淘米洗菜,可以直接跨上木船摇到街市上去买东西,摇去外婆家。娃娃们会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吃年糕,其实唱的就是我老家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孩子,会唱会演,可有谁真坐过这样的木船摇到外婆桥?
      
       我现在还能看见我穿着开裆裤,翻过象高山那样高的黑门槛,看河上摇来卖瓜卖果的木船,春天有芘芭有杨梅,夏天有水蜜桃有西瓜有莲藕。我母亲会说,那时买瓜,不是论斤论个,都是论筐往家里挑。天井里有一口青石凿就的井,不深,把西瓜就用网兜浸到井里,到晚上乘凉时切开,天然的冰凉。
      
       我现在还看见鹅卵石铺的路上,有戴红冠挺着长脖的鹅骄傲地行走,旁若无人。姐姐告诉我,小时候你穿开裆裤,小鸡巴不小心被长脖鹅咬过,咬得又红又肿。
      
       老家的事情说也说不完,足够美美享受一百年,足够在心里保存到死想象到死。就是在想象回家中,我写下了《网中的夕阳》,就是水里再也网不上鱼,钓不出虾,而我的想像也永远网得住我家乡的夕阳。
      
       常熟这个家,一九六六年之后再没有去过。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渴望回去,因为我要看的那个家早没有了,用人民的名义进行的革命曾经把她蹂躏糟蹋得不成样子,用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建设又把她弄得面目全非。我后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教书的时候,图书室有外文版的《中国建设》杂志,有一期专门介绍常熟的现代化建设,还配有图片,确实是现代多了,马路宽阔,高楼林立,虞山上修起了缆车,阳澄湖上有了豪华的游艇。但我惊讶地发现,琴弦般的河流,好几条都被填平做了马路,那些木船自然都早已不在,被冒烟的汽车代替了。
      
       不用说我心里的悲哀和愤怒。我不能想象,如果威尼斯的运河也都被填平,那还叫威尼斯吗?我只能说,填吧!砍吧!你们可以填掉家乡的河,砍断家乡的琴弦,可你们永远填不掉我心中的河,永远砍不断我想家的琴弦。
      
       五
      
       七岁时要上小学了,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的父亲把我们接到了上海,住在复旦第七宿舍1号,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是我的想像经常把我带回的家。
      
       房子是红砖建筑的日本式两层楼房,原来是日本人占领上海时盖的军官宿舍。日本人是铺地板睡沓沓米的,不架床,门窗也都是滑轮拉动式的,房间给人感觉又小又矮。刚去的时候宿舍内的环境还不错,比较安静,外面围有红砖围墙,有到夜间就紧闭的大门,还有个传达室,有两个校警一个老童一个老颜轮流看守,不许闲人出入,还有传呼电话六一八四九七,这些我都记忆犹新。宿舍里面是四座小楼,之间都有草坪,有绿草如茵,有冬青树剪成的树墙围着草坪围着方砖铺成的小径。夏天的夜晚,屋子里热得难耐,家家都可以在草坪上铺上凉席乘凉,孩子们就可以躺在大人们的脚边听各种各样的故事和话题。这些大人们中不乏当时有名的甚至留过洋的教授学者,比如数学教授谷超豪、美学教授蒋孔阳。我接收的启蒙大概就从这时开始。现在我还记得那一个个夜晚,听见人们用蒲扇敲打脚下驱赶蚊子,看见荧火虫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我在专为复旦子弟开办的复旦小学开始上学。这个学校自然有得益於复旦的很多优越条件。比如我参加了学校的航模小组,我们的设备和材料都获得大学的支援,所以可以制作出当时一般小学里都制作不出的高级航空航海模型,以至我们被取消了参加小学航模比赛的资格,而只能作示范表演,因为实在不是一个级别。如果说一般小学制作的滑翔飞机飞一分钟就可以得冠军,那么我们制作的可以飞几分钟还在天上。我永远忘不了我制作的一架滑翔飞机飞得那么远,飞出了足球场,落到了工会俱乐部大礼堂的房顶上,因为上不了房顶,我只好含泪舍弃。如果这个礼堂现在还没有拆,也许那架滑翔飞机现在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还记得,那个工会俱乐部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商店,那时父亲凭一张特供卡在里面可以购买到一些外面的商店没有的东西,糖果,饼干,烟酒,所以我必须承认,如今我读到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很多人饿死的历史记录,我想那时我自己没有多少挨饿的经验,不过是多吃了很多顿红薯南瓜,都是我喜欢的美味。
      
       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是炫耀我来自一个有点特权的书香门第的教授家庭,其实我经常回想到的不是这些,而是那个宿舍围墙的外面,我真正的启蒙大概来自那边。宿舍之外是很多城市贫民搭建的棚户,都不象复旦宿舍内那样有自来水有煤气有厕所甚至洗澡间。那里的居民大多是上海人瞧不起的江北佬或乡下人,从事最下层的职业,不是种菜的农民就是上海人说的三把刀,菜刀剃刀修脚刀。那里的居民夏天时就赤膊在街上行走,每天早上把臭烘烘的马桶就放到家门口。他们的子弟自然大都不是和我同一个小学,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上学。我是在一次无缘无故地被一伙宿舍外“野孩子“臭揍了一顿之后才感悟到宿舍红墙内外原来有一种巨大的差别,感到了来自另一个阶级的仇恨,因为我本来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莫名其妙,他们揍我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是宿舍里的。宿舍里的是“教授的儿子”,外面则是三把刀的儿子。我们从来没有交过朋友,我现在回忆,就不记得是否我曾经到这些棚户里的孩子们家玩过一次,也不记得是否把外面的野孩子请到家里来玩过一次。
      
       的的确确,我很早就开始发现这个社会绝对不象我们的领袖所说的那么美好,我看不到共产主义许诺的平等和公正。我想走出的还不仅仅是我那个家庭,还有我那个宿舍。所以文化革命开始真让我觉得兴奋,觉得这场革命的暴风雨完全必要而且造反确实有理。六六年红八月的时候,我虽然不过是个初一的学生,每天也去复旦校园里看大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我不会忘记复旦红卫兵来抄我的家,认真地要我和家庭划清界限,我那么坚定地做出保证,我一定会造这个家的反。我不会忘记,我父亲把自己被批斗之后,关在书房服毒试图自杀,被我母亲半夜发现,惊慌地把孩子们叫起来撞开门抢救,而我说的头一句话是来自领袖的老三篇,“这不是轻于鸿毛吗?”
      
       文革中的第七宿舍就开始换了样子,很多家都换了主人,搬进一些喜欢把草坪挖掉改成自留地种菜的居民,院子里还搭起养鸡养鸭的棚子,狼藉不堪。後来我下乡了,我们家也搬走了。2001年我绕道回国时,特地去看第七宿舍的老房子,才发现它是那么简陋,那么破败。当年是日本人的军官宿舍,也一定是些下级军官而已。要说住过什么特权阶级,实在夸张了。
      
       最近的电话里,大哥告诉我,第七宿舍的老房子就要拆掉了,复旦到处都在盖大楼。要造这个国际中心,要造那个体育馆。你再回来肯定不认识了,大哥说。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回国,还回得了回不了国,还能不能和老房子再见一面。破败了的,日本人留下的,该拆的也就拆吧。我不很留恋那个房子,新的城市认识不认识我也无所谓。但我想回家,想去找那些揍过我的野孩子,一起回到那个时代去,我要说,让我们和解吧,请你们忘掉我是个“教授的儿子”,也忘掉你们是三把刀的儿子,然后我们做好朋友,一起去找我那架失落在房顶的滑翔飞机。
      
       六
      
       从现在这个家,斯德哥尔摩郊外,走出去不过百米就是森林,无边无沿,深黑幽静。顺着野兽猎手采蘑人踩出的小径往深处走,人常常迷失方向。有时就想漫无目的地往里走,一去不回头。国内来了朋友,也总是喜欢邀着一起带到林中去散步,呼吸清新醒脑的空气,听无名鸟雀的鸣啾,算是好饭好茶一样的招待项目。
      
       林子里,满地枯枝败叶,有整棵整棵大树倒塌在地横七竖八,却无人收拾任其腐烂。每看到这些,都心生感叹。老天爷真是不公,如此厚此薄彼。在这个家,森林水力资源用之不竭,到处还有肥沃得一捏流油却荒耕的土地,而在我的另一个家,为了生存,人们正在耗尽最后的资源。指着那些枯枝那些败叶那些树桩,我对朋友说,多可惜啊,要是在我当年插队的内蒙古,早都被人搜刮了,劈断了,甚至连根刨了,带回家烧火做饭取暖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可烧的。
      
       说的惦的那个家,是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兴和县二台公社二十三大队五小队,一生第三个家。那年下乡内蒙古,本来是分配在乌兰察布盟北部四子王旗,是真正牧区,真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比较富裕的好地方。但同行有个中学好友被分配到了比较贫困的农区兴和县,有点不舍,我就放弃了四子王,转到兴和来。
      
       从北京坐火车,穿八达岭过长城经张家口到一个叫柴沟堡的小站,再转摇来晃去的长途汽车,沿盘旋山路爬过燕山到兴和县城,再坐马车颠簸五十里,就到了那个村子。初去时,虽然已进入五月,一路上竟还看不到一点绿意,前后左右都是黄,车后黄尘滚滚,两旁都是没有尽头的黄黄的荒山秃岭。汽车颠了两小时,有人说快到县城了,我奇怪怎么一路什么村庄都不见,后来仔细瞧,才发现村子还是有的,不过房子都和泥土一样黄颜色,还有的就是沟旁崖下挖的窑洞,来自海滨都市的人不习惯这样的风景,这才“视而不见”。
      
       不见不知道,见了吓一跳,才知道天下有人这么吃这么穿这么活。喝的是几十米深用辘轳才能摇上来的井水,晚上照亮的是火苗如豆的油盏,一家人不论几口赤条条睡一炕盖一条被。很多人说了写了那个时代农民怎么没吃没穿没钱,读李锐《厚土》我最有感受,他写的是吕梁山,山起山伏,和我那里一脉相连,也带我回家。可很少人说到农民们还没有烧,塞外寒冬滴水成冰如何取暖?就不奇怪,冬天山梁上为什么整天还有孩子们拖着铁丝做的耙子来回走,恨不能把最后一根枯草都搂回家。本来就稀疏的树林子为什么总有人转悠,搜刮了所有的枯叶,连旁枝斜杈都砍断,树林子就日渐稀疏直至从大地消失。数年后读到北京年年沙尘暴的报道,我毫不奇怪。我知道山是怎么秃的,树林是怎么消失的,沙尘如何而起,然后扑向皇城,那都是天报应!
      
       我们刚去的时候受点优待,队里允许我们到饲养院里去抱麦桔回来烧火做饭,也不知节省,一顿饭可以烧掉一捆,麦桔其实都是冬春喂牲口的饲料,让饲养员心疼得瞪眼。一年后,我们变得和普通社员一样待遇,才懂得要节省分到的柴草,也知道出出进进背个筐,见了牛马粪都拾来晒干积攒留着过冬。
      
       想回的家,当然还包括这个家,在文字里也回过多少遍。在《远方—雪》里重走重颠了这条回家的路,火车汽车马车历历在目;在《大儿马》里重新回到村里春夏秋冬又活了一遍;在《二老汉》和《四小》等等小说里与乡亲重逢又重逢。谁能拦得住我回家的路?
      
       当年一起插队的中学好友最近回去过一次。电话里问起“家乡”的情况,惦着那里现在光景如何。离开三十年,该有变化了吧?要说变化是有点,县城修了柏油路,盖了新楼房。村里呢,温饱是有了,也拉了电线,晚上有点亮了。可是烧的呢?烧的还是没有,还是那个样子。
      
       漫步斯德哥尔摩郊外的森林,每次看着满地枯枝败叶树桩我都可惜得心痛,心痛得想哭,只想求老天行行好,把这些枯枝败叶树桩都给我送回内蒙古的老家去,好让我的乡亲们过个暖暖的冬天。
      
       七
      
       想北京,想的是那个胡同。北海往东,靠近鼓楼,地安门东大街锣鼓巷拐进去东棉花胡同里,有我第四个家。在大街上看,是很不起眼的小胡同,却有座艺术殿堂,中国最高戏剧学府中央戏剧学院,我的母校。读完三年欧美戏剧专业的研究生课程,我毕业留校教书,在招待所的楼上分到了一间房子,安了个家。出国时留下的东西,现在还不知道下落如何?丢了其它什么都不可惜,可惜的是两个书柜的书,大都是欧美戏剧作品中文译本,有从古希腊到现在的很多剧作,有《莎氏比亚全集》、《易卜生剧作选》、《奥尼尔剧作选》等等等等,希望都是落到爱书的人手里。
      
       学院其实很小,西边剧场东边教学办公楼,南边图书馆北边宿舍,站在中间的院子里大吼一声,几乎全校都能听得见。食堂招待所都是后来盖的,我读研究生时大家都是挤在一个小食堂吃饭,所以人人都熟。那时就看好的学生,后来果然个个出道,成了名震全国的大牌大款。有老同学讥笑着说,回来吧,你在国外瞎混什么呢?
      
       出国的时候,其实对读研究生时的导师,对母校的师长,我是有过承诺的。我答应我完成学业一定会回来。母校者,就象母亲一样,对我有养育之恩,我希望自己将来能有所回报。因为我有过参加《今天》的“政治问题”,中央戏剧学院招我进去不容易,放我出国也不容易,都是顶住了有关部门的巨大压力才成功的。我不想食言,也不能辜负母校的期望。其实这对我自己也是最好的选择,我自己也是打算回去的,因为我对自己将来的职业没有奢望,只想回到中央戏剧学院继续当一个老师,接替导师的事业教欧美戏剧方面的课程。这个学院确实也有很多让我留恋的地方,毕竟是中国戏剧艺术最好的学府,有中国最好的戏剧教育,有设备相当现代化的小剧场,有自己的表导演舞台美术一套班子,中外剧本都可以自己上演。每天都有戏,教的是戏,演的是戏,看的是戏。在这里我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展开自己的戏剧人生,继续我的精神漫游。而在瑞典,除了几年前斯德哥尔摩有家剧院演过我写的一个剧本,除了我翻译过皇家剧院演出的两个剧本,我和戏剧几乎是要绝缘了。
      
       ××枪声响起的时候,我和很多海外留学生一样,面对电视屏幕上的血腥场面激愤不已,也担忧母校师生的安危。我打回国内的第一个电话是打到北京的导师家里。幸好,导师一家还安然无恙,不过老人家也一样激愤不已,还加了一句话,让我暂时不要急于回国了。当时觉得这个“暂时”可能不会太长,可能就是一两年,三四年,但没有想到这个“暂时”开始无限地延长起来,五年过去,十年过去,十五年过去,连导师也已经过世,我还没有兑现我的承诺。算不算我食言我不好说。我确实等待过了,按照瑞典法律和我的条件,九四年我就能加入瑞典籍换成瑞典护照了,是很多中国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可我希望不是这样,我一直等到九八年,老母身体不好要我回家看看,我才把不能回中国的旅行证件换成了瑞典护照。也不是没有做过回国工作的努力,而是从母校那边传来的消息,说我回去也不可能再安排我的工作。
      
       在母校时很欣赏导演系七九班演出的《培尔·金特》,那是载入了史册的一次演出。2003年听说挪威的易卜生剧团也到中国演出了《培尔·金特》。老培尔都去过中国两次了。再怎么绕道而行,浪子培尔还是要回家的。
      
       七
      
       最后还想提到一个家。
      
       老朋友、先画后诗又做小说的严力曾经送我一本他在国内出的小说集《带母语回家》,意思是在海外用中文写作,然后带回家去。是个好题目。我们带母语出国,也带母语回家,2004年一月,我在国内也出了一本小说集,人没回,魂已回去了。
      
       2003年,我受命起草《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章程,我坚持使用“中文”而不用“中国”,因为“中文”是我的精神家园,“中国”回不去,但我会把自己永远留在“中文”这个最古老语言建筑的家园里。一个我永远没有离开的家。一个谁也不能拦住我回去,也不能把我和它拆散的家。
      
       2004年十月十五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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