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09-09

    孙郁:同人们 - [读书时间]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www.blogbus.com/lily64-logs/8261095.html

    同人们

    孙郁

    此作品发表于《十月》2005第3期 [民国人物] 栏目 
    链接来源:http://www.eduww.com/shiyuezazhi/qita/minguo/200605/6954.html 

      1

      大约十年前,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友人找我,说要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箭杆胡同看看。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友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里穿来穿去。起初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心不禁有点哀凉起来。那时便记起一句古话:“是非已过无人问”,是的的确确的。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无奈又转到了北大红楼旧址,却又无法进去。光线暗暗的,四周寂静得很。陈独秀当年办公的那间房子在哪里已不甚了然,几乎没有什么可凭吊的,于是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那儿了。

      关于这位已去的前辈,世人已说过许多。研究他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了。对我这样后来的人而言,每每记起他,总是想起一群人,仿佛有巨大的队伍在支撑着他。幼时看过一幅画,印象是红楼内外人流滚滚,可是细细查阅史料,却只有几个响亮的人物,这个时候才知道那时的思想者其实是孤独的,搅动了中国的其实是《新青年》的几个同人。

      那一段历史可书写的很多,远不只陈独秀一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他是幸运的,一到古都就结识了一批友人,这些人后来有许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成了终生难忘的同人。和他走得最近的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而周氏兄弟则不即不离,但精神大多是同步的,并未唱出异样的反调。还有几位作者和陈氏保持着较密的关系,沈尹默、蔡元培、刘半农、高一涵、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都在《新青年》上写了不少的文章。一时间撼动了读书人的空间。

      那时候的鲁迅成为其中一员后,对这一营垒的人的斗士气是欣赏的。许多年后,当他已与钱玄同、刘半农疏远的时候,还能心平气和地指出诸位当年的某些锐气的可嘉。并未因为结怨而否定他们精神中的亮点。《新青年》同人们的蜜月时间很短,在历史上不过短短的一瞬,不到几年就解体了。

      不过那几年的生活确可大书特书,无论对鲁迅还是陈独秀,都是值得回味的。在向着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那一些人彼此颇为融洽,并无大的分歧,这构成了一条阵线。晚清之后,对着旧文明进行着彻底的清算,从未像那一群人那么激烈、迅猛,其遗绪至今还留于世间。

      陈独秀和他的友人们以狂傲立世,但彼此新旧参半,并非像一些文章那么现代。胡适张口杜威,闭口詹姆斯,可却在道德上让步于传统,倒仿佛有点儒生气了。沈尹默看似是个新诗人,看他日常的爱好,内心还牵挂着古代的诗文、字画,身上难免不带点士大夫气。范文澜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谈过对诸人的印象。比如钱玄同是最激烈、最清醒的人,见了其长兄却要行跪拜之礼。《新青年》同人提倡白话文却用文言文写作。这种分裂好像是那一代人共有的现象。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身上,多少有一点旧文人的习性。所谓新,也不过附在旧体上的新芽,大家多少还是吃了旧躯体上的乳汁的。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冲突,他们攻击最猛烈的东西,恰恰是占据自己内心最为久远的存在。在对别人宣战的时候,也同时食着自己的肉,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吧?

      读那个时期彼此的通信,可以想见思想的活跃。像钱玄同与陈独秀的交流,就有趣得很,偏执与矛盾,都流露其间。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目光炯炯,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有时不免也有一点夸张。但却让人觉出性情的可爱。这个特点也流入他的文字里,比如谈到旧文学的问题,钱氏将传统的诸多经典,大多否定掉了,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的信云:“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陈独秀看了那信,对钱氏的快言快语是感动的,他是不是在这位新朋的身上,也看到了经自己的知音?六天以后,陈独秀回信云:

      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仆对于吾国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绝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子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同人们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哲学、政治、文艺、文字、伦理、国体。但大多是宣言体的,并未说深说透。唯文学方面,颇为深入,自成道理。所以后来人们谈《新青年》,记得的大多是文学革命与伦理造反,别的则很少影响文人了。《新青年》的几位主将,都是有诗人气质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文学家。陈独秀、沈尹默的旧诗,鲁迅、胡适、周作人的随笔,钱玄同、刘半农的札记,都写得有滋有味。李大钊的短章,理论色彩严密,又含有深情,流动着高贵的气韵。文学界革命的旗能举起来,且不久便见出成就,大概还是借了文学界以外的力量。比如从伦理学上、进化论中汲取思想的因子,从实用主义、无政府思潮获得思考的空间。有趣的是,诸位很少是哲学家、社会学家,除了李大钊和胡适受过一点理论的训练外,其余的多属于杂家,都有扎实的旧学根底,但他们却把哲学的、社会学的成就引入文学领域,于是产生了很大的波动。陈独秀谈域外思潮、国内文化,感人之处多多,是高屋建瓴的妙语,但因为过于空泛,便显得有些皮毛,一旦切入实际,比如文学界领域,则问题迭起,意象纷出,让人有了切肤的痛快。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那代人已谈得很多、很广了,唯思想革命、文学界革命,尚无人深入梳理、研究。《新青年》同人要做的,大概是后者。你看蔡元培之谈美育,周作人的介绍个人主义文学,鲁迅的关于白话文的辩护等等,都倾向于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的。或者说,他们借助了艺术,描述着人本的问题。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背后,还是人生问题。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尚无人有过。只是这个团体分裂后,才发生了变化。

      和陈独秀往来较多的李大钊,在史学和社会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其兴趣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介上,但也受身边的人影响,写了大量的诗歌,呼应着新的空气。李大钊是那个圈子里最温文尔雅的人,鲁迅曾描述过他的形象,全身弥散着敦厚之气。许多人都喜欢他,赞佩其学术的眼光和文字的练达。他那时不仅喜欢马克思,也研究罗素,认同陈独秀,也欣赏周氏兄弟。看他们的文章,有许多交叉的地方,彼此是互感的。《新青年》像一个磁石吸引着不同的人们,传染着同一种情调。现在读这些远去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那些灵魂的跳动。

      独往独来,笑对江湖,骇世惊俗,摧枯拉朽……这便是那一群人特有的风貌。和章太炎、孙中山那一代人比,他们的迅急、猛烈、热情并不逊色,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使中国人的书写历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后来近百年文化史的悲喜剧,几乎都于此埋下了伏笔。


      2


      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凡以纯粹的精神切入现实,大多落得失败的结局。倒是那些自以为恶的存在留下了自己的根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激进主义,便是这种恶环境下的产物,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不同臧否,说明了其复杂性。学院派的公平说与诗人式的乌托邦之梦,在中国历史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

      陈独秀与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都不是激进思潮的鼻祖,而应被看成这一思潮的产儿。他们的身上几乎都有点狂人的意味。以最为中正、平和出名的周作人为例,那时看重和喜欢的,竟是很有奇气的人物。比如一生迷恋的辩士路吉阿诺斯,其横扫千军万马的精神伟力,当不下于他身后一千余年才出现的尼采。

      周作人留洋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待到《新青年》红火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中,也提起过这位激进的狂人。如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就写道:

      Lukianos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著Philopseudes(《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惘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

      1918年至1922年间,周作人的思想异常激烈、活跃,所写文章亦令世人刮目。如《人的文学》、《祖先崇拜》、《思想革命》,锐气绝不亚于鲁迅。尤其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境界与学识,都在陈独秀、胡适之上。《人的文学》在根本态度上,是支持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所不同的,乃是不把其口号化、排他化,而是学理化、人道化。在诸人的合唱里,别立一宗,《新青年》因为有了这类文章,而变得沉甸甸了。

      周作人的性格内向,周身儒雅,毫无斗士气。虽是鲁迅弟弟,却无其兄的峻拔,不过由于久浸书海,渐渐地也染有反骨,他的文章,让人看到了那一代人启蒙的准备有很长的时间,学理上与欧洲的反基督教传统渊源深厚。他不仅在古希腊的辩士文化中看出怀疑主义的重要,而且又从文艺复兴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汲取了人文的力量。有趣的是,周氏并不以为过去的遗产均无价值,他承认那些文化的产生乃顺时代要求之故,只不过不适应现实人的生活罢了。《人的文学》说:

      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陈独秀看了这文章,遂致信周氏,以为“做得极好”。那是补充了他和胡适的不足的。陈独秀自己知道,仅仅有斗士、狂人的态度的确不够,周作人式的注重常识或许会增加这支队伍的精神含量。其实那时的同人们确有很大的差异,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乃实用主义的移植,蔡元培则搬来了德国教育的理念。鲁迅是有点尼采和安德烈夫式的阴冷的、怀疑的东西占据了许多空间。鲁迅的思想在那时和周作人有诸多交叉的地方,周作人的一些文章,有的是经鲁迅的修改才得以发表的。比如周作人的译文、讲义和随感,不妨说,二人在杂志上讲述的是相近的话题。当胡适大谈语言上的进化,描述文学改良的时候,周氏兄弟却强调了“思想改革”的重要。因为无论新形式还是旧形式,都有可能是荒谬意识的寄生场。而解决的途径,便是彻底地、无情地清理旧物。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崇拜祖先和崇拜传统的可恶。1919年2月在《每周评论》上,曾以《祖先崇拜》为题,抨击了国粹家们的迷梦。那文章还引用了尼采的话,我猜想,是鲁迅提供的吧。文章的结尾道: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崇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从路吉阿诺斯到尼采,这两个狂士的语录鼓舞了周氏兄弟的写作。他们的文章不自觉地染有这些激进的、怀疑主义的色调。看《新青年》上周氏兄弟的文章,那股叛逆的气息是内在的,无论在学理的层面,还是性情的层面上看,路吉阿诺斯与尼采的不以圣贤是非为是非的野性力量,都影响了他们。尼采的冲荡之气使鲁迅颇为受益,而周作人则学会了路吉阿诺斯在学识的层面质疑祖先的方式。中国古代有许多高傲的、放荡不羁的人物,王充、李贽就大气磅礴,不为旧俗所限,目光与气魄都是超人的。不过到了周氏兄弟这里,又多了一些超迈的哲思。特别是鲁迅,比周作人走得要远,他冷然地行进在荒野里,发出了狼一般的吼声。那声音绝不是书本讲义与学术宣言里可以找到了。它是摩罗诗人式的,是尼采与路吉阿诺斯式的。我们何时在中国文人的文本,能听到这类声音呢?在一个古老僵死的国度里,如果没有它的出现,那我们则真的成了万劫不复的可怜之邦了。


      3

      而这个队伍里,还有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胡适。胡适是个新的明星,名气在那时仅次于陈独秀。《新青年》起先刊登了他在美国寄来的一些日记、译文。后来开始与陈独秀讨论起文学改良的问题。胡适与陈独秀是老乡,在美国学过农业、哲学等学科。但内心却很平和,也有士大夫的某些嗜好。这个青年在美国时,就注意到了文学改良的问题,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自由的观念,抵抗保守的暗潮。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章,行文不像陈独秀那么激昂冲动,但却平实深厚。他和陈氏的文章,因为带有纲领性的气韵,在当时影响深远,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好像还在他与陈氏的影子里。就思想的明确性与新鲜性而言,胡适带来的旋风,四处流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与陈独秀一样,也像一把火,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闪光。

      《新青年》同人中,他是唯一新从国外回来的人,受了七年的美式教育,对中国的未来可说雄心勃勃。据北大人的回忆录,他是个英俊的青年,谈吐里有诱人的语调。他的课堂效果很好,人的魅力与学术的魅力集于一身。因为所学的专业理论较新,又力主白话文运动,他给人的印象是初升的朝阳,似乎比陈独秀还带有新意。又因为新归国时心理反差之大,对故国的旧习、陋俗较为敏感,所以发表的言论便一语中的,鼓动性绝不亚于他人。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有些穿透力,《易卜生主义》、《文学界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不朽——我的宗教》,都带有较浓的美国学人气味。胡适不像陈独秀与钱玄同、鲁迅那么嫉恶如仇,谈天说地时本乎理性,文字的背后是缕缕的暖意。他虽支持陈独秀、钱玄同的某些激进的观点,可不同意一蹴而就的莽撞,以为一切须顺应一种秩序。在进化的途中,是不能绕过一种环节的。《新青年》四卷四号上,有他一篇与陈、钱讨论文字改革的通信《中国今后文字问题》,看法就不同于二位。作者说:

      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

      既大胆,又谨慎,既果敢,又平和,这是胡适给人的初步印象。他的文章对旧学颠覆很强,可你阅读的时候却不感到武断、霸气,隐隐地闪着热热的光,让人感受到一种亲和之力。胡君爱谈“改良”、“尝试”、“建设”、“求证”一类的话,这些比陈独秀的“革命”“血色”“不许”一类的言辞要和蔼得多,真真是彬彬君子。在对反对派的攻击、咒骂面前,他还能语气平静,并不把对方压下,而是靠学理的力量交锋。《新青年》五卷一号上,他致汪懋祖的信说:
      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势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他的这一精神,很快吸引了北大的师生,在红楼内外,获得了诸多钦佩的目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在那个时代是需要勇气的事,而洗耳倾听反对派的声音,则是难得的雅量。胡适于二者均有所得,激进与平稳兼备于身,所以他既可以和陈独秀、钱玄同为伍,又能与周氏兄弟保持友谊,我们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胡适眼里,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人,说话时不免有些武断。文学界改良最早提出时,陈氏还有点怀疑,待到看到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时,陈氏的态度大变,且为之一振。他认为改良还有点温吞,不妨以“革命”口号出之。于是新文学界运动便借助这个武断的老革命党人之力,在国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后人每每言及五四新文化,讥其激进云云,岂不知那时的改革,倘不是激进主义做后盾,新文学还不知要推迟几年呢。像鲁迅的出山,就并不是自愿的。先有理论后有行动,这是专制国度下国民进化的途径。理论在那时的重要,确是超过写作实践的。
      比之于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的知识背景,胡适的理论来源有点摩登的意味。他后来介绍的易卜生等思想,比周氏兄弟译介的武者小路实笃、爱罗先珂诸作品,都显得大气。他推崇的杜威思想,在当时红极一时,因为是杜威的弟子,又请其来中国讲演,便在那时造了很大的势头。实用主义是杜威精神的本色,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科学实验诸活动密不可分。而《新青年》同人们是推崇科学的,以科学为依托的杜威的实用主义,能不跻于文坛而诱世?陈独秀、钱玄同那么看重他的学识,其实隐含着一种期待。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如没有科学理念的强大支撑,终究是薄弱的。
      初期的时候,周氏兄弟与胡适较为要好,连钱玄同、刘半农也走进了他的周围,成了谈天的友人。鲁迅碰到旧书的版本问题时,多次与之交谈,各自都欣赏对方的某些观点。鲁迅并不了解胡适推崇的杜威理论,胡适也未必深解鲁迅的那些精神意想。不过彼此均知道在中国该做些什么,相互间是有些暗示的。不同心而要协力,在他们是不言而喻的事。胡适倡导新诗,周氏兄弟便也写新诗,鲁迅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胡适也颇为共鸣,说了些赞美的话。《新青年》杂志真是人才济济,天才者众。相互间的互补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振动是长久的。他们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坛再未有过如此灿烂的群星,想到这里,不禁为后人而黯然神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在人类的衍生史中,美丽有时就这么短暂。
      关于胡适有许多传说,在今天已成为一些人的偶像了。不过我在佩服他的同时,也隐隐地觉出他的浅,理论几乎是西洋人的,并无多少真正自己的东西。无论是文本还是思想,和周氏兄弟比都有一些距离。他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似乎缺少鲁迅那种峻急和迅猛之力,以及灵魂的深广。我偶尔看到鲁迅后来挖苦他的文字,也在想,他们后来分手,固然有价值观上的不同,另外一个因素是,鲁迅在根本点上,就看不上他,那也是一个原因吧?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4

      我有时在鲁迅博物馆翻看着钱玄同留下的那批旧杂志,就怦然心跳。《新青年》里的文章,情思漫漫,今人似乎也难有那些作者的气度了。读他们的文字,便想象着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觉得谜一样的话题是那样多,几乎每个话题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人心都充盈着一团火。后世一些无知学人讥讽他们狂傲偏执,不懂建设,唯有破坏。其实认真读那里的文字,关于教育改革,关于文字改革,关于文学的现代化,不仅议论多多,方案与实践是时常可见的。那一代人并非一群虚无主义之徒,内心还多有一些改良的方略,且有着精神的寄托。而那寄托里,就有传统文化遗产的因子。比如鲁迅对汉画像的青睐,钱玄同的喜写篆字,刘半农爱写散文,胡适的考据癖,这些与明清文人,不能说没有交叉。有的甚至是从传统的非正宗的流脉里过来。他们即便是破坏偶像,喊打倒孔家店,也是因了胸有法国、美国革命的参照,精神深处,有着路标的。刘半农关于文字学的思考,就参照了洋文语法,并不是书斋里的胡闹。钱玄同议论文字学,就有章太炎的某种风范,在迅猛里又添有沉稳,功底之深非别人可以比肩。钱氏的《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都有着很深的学养。我们看钱、刘二君关于新文化的那出“双簧戏”,演得何其之妙。钱氏化名王敬轩大肆攻击新文学运动,而刘半农撰文力驳之,文章气韵生动,一时并世无两。鲁迅后来以赞佩的口吻回忆过那时的刘半农: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在《新青年》编辑中,刘半农的学识是较弱的,后来虽去了欧洲得了博士学位,但都不及胡适、周氏兄弟深厚,尽管这样,他的一些思想和学问,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特色,并非一无是处。他对文学与文字,音韵与语法,四声实验等,研究很深,心得特别。所以他谈新文学界的建设,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较深的根基。读其文章,是立着的,非躺在地上的时文。比如《复王敬轩书》,谈及翻译问题,就颇有见地,与鲁迅、周作人的观点很近:
      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
      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又夹带深厚的见识,大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激进青年,都能从文中得过启发吧!钱玄同认为,刘半农“决不是纯任情感的人,他有很细致的科学头脑”。
      这一句话可说是对《新青年》同人的概括。因为相信科学的伟力,于是对一切非科学的存在,大加鞭笞,而梦想的,却是一个新的世界。说那一群人只懂破坏,而不谙建设,是不得要领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那时的文章,观点互相影响,好像出自一人之手。那定然是彼此切磋的缘故。胡适有一篇《易卜生主义》,语气和鲁迅的那篇《论睁了眼看》十分相近,或说鲁迅从胡适的思想受到启发,也有可能的。刘半农自己就承认,从陈独秀、胡适的关于文学界革命的文章中,受到鼓舞,他的许多思路,不过是沿着主将观点延伸而已。在面临同一个文化难题的时候,思想者的精神有时会出现惊人的一致。气质或许不同,知识背景可能有别,而目标却大致不差,都向着顽固的遗存挺进,搬走那座精神的山头。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一群读书人,无情地向着自己的祖坟刨去。他们冒着辱骂,受难的危险,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征程。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踏着道道荆棘而悲壮地拉开了它的序幕。然而这一台大戏,至今尚未演完。每每思之,不禁为之长叹!

      5

      但是《新青年》内部,一开始就蕴含着差异的。陈独秀的排他主义,胡适就觉得不妥,以为不太公正。而钱玄同的急躁,后来也受到同人的批评。鲁迅在胡适身上,大概看到了一点表演的成分,在他们关系尚好的时候,还在小说中奚落几句,开开玩笑。分歧固然在,但那时的目标因为是与旧的营垒作对,彼此并不深议,不过深藏心里而已。高兴的时候,直面而谈,争论得面赤耳红,也是有的。所以翻检那时的旧文,看彼此间的信札手迹,倒让人生出羡慕。坦诚与激烈,博大与幽远,都可以感到。那是后来的学人自叹弗如的。
      钱玄同在那个圈子里,一直是个活跃人物。他口无遮拦,信马由缰。文章一泻千里,酣畅雄放。他因了章太炎的影响,走的是偏执之路,凡事要纯粹处理,尤对学术不会温吞之态。他在《新青年》发表的许多观点,在那时被视为怪论,林琴南后来就撰文,对其大加贬损。钱氏的文章,篇篇有着火药之味,他写的《随感录》,对遗老遗少就不客气,大有吞灭之势。而言及学术,对旧式文人是蔑视的。陈独秀撰文虽有狂态,但并无蛮气。钱氏则不然,狂妄之语的背后,野性的东西多了,总觉得有些孟浪。比如谈及文字问题时,不仅改革,且废汉字,以拉丁化的方案代替象形字,真真是刨了自己的祖坟。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子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这样一种态度,在学理上有些过分,比陈独秀还要偏颇。读他的系列文章,印象是意气的地方多,缺乏严密的逻辑。他和陈独秀一样,许多理论没有操作性。倒是胡适的尝试的态度,周氏兄弟创作中的摸索,让人感到切实。那是大地上的耕耘,非空中的楼阁。许多年过去,《新青年》的同人们的著述,唯胡适、周氏兄弟的一直畅销,那也说明了尝试比空谈更为重要。
      鲁迅曾讥讽钱玄同是个好发空论的人物。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空论,有时笑态可掬,也让人觉出其中的可爱。周作人就喜听钱氏的妙语,以为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并非一文不值。而在胡适看来,钱氏的失误是过急,缺少分寸,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胡适致钱氏的信中,说得语重心长:
      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老兄千万不可疑心我又来“首鼠两端”了。我不怕人家攻击我们,只怕人家说我们不值得攻击。
      对胡适的批评,钱氏有所保留的。他以为这位友人和旧的存在过分“周旋”,大有费时费力之态。对陈腐的存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刀两断,各自东西,从此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胡适却从渐进的、可操作的原则上,坚持温和主义的立场。他和钱氏的分歧,也可看出是与陈独秀诸人的摩擦吧?
      不错,《新青年》诸君,并非个个是大度雅量的人,他们有时也略有圈子化,唯我主义的立场。像钱玄同、刘半农上演的“双簧”,不过内部的自编自导,对别人骂自己的文章,就并不都敢刊出。大概是1919年的七八月之间,胡适推荐了张子的文章,欲发于杂志上。钱氏因为他是个反对派,怒而拒之,且扬言要退出《新青年》。胡适便去信解释,委婉地批评了这位老兄: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做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
      在这段的批评里,道出了同人中一部分思想上的障碍。江湖之气与党派之气一旦与学问结合,便会呈现出独断主义的学术。不过胡适太看重了学术良知,却忘记了顽固势力的残忍、庞大。他后来屡屡在文坛与政坛中受挫,大概是太宽恕对手,不谙世侩的手段吧?而在鲁迅看来,钱氏之弊在于空,胡适之短在于柔。大学里的教授,只有学术良知,却无与恶势力直面的手段,失败是必然的。鲁迅那时是主张决然的态度的。他以为对旧的势力一旦用柔弱的态度待之,自己就有可能被害于其中。鲁迅敢如此来说,非洋人的学理作怪,亦不是个人恩怨所致,而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看来看去,于是得到一个结论:“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世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我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说这句话时,《新青年》已经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隐去。鲁迅已把目光,放到别一世界中去了。

      6

      你能想象出那个时代的氛围吗?那一群人确有许多令人神往的地方。学术态度、思想境界且不用说,仅就彼此交往的方式,情感的走向,就让后人品味再三吧。《新青年》里的人并非个个正襟危坐,或只会道德说教,他们一些人的幽情,觉得其状不亚于六朝之人。那一群人中,鲁迅沉默寡言,但偶一谈吐,便语含谐意,趣味横生。钱玄同爱说笑话,刘半农态似顽童。李大钊与人相处有亲和之力,没有读书人的架子。周作人有点儒雅之气,但开起玩笑也颇为放松,不像他的文字那么宁静。曙天女士有一篇《访鲁迅先生》,记录了周氏兄弟的特点: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我访过鲁迅先生的令弟启明先生,启明先生也是爱说笑话的。然而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启明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也笑,这是他们哥儿俩说笑话的分别。
      以说笑,调侃进行着自由思想的交流,正是新文人不同于旧儒的地方。周氏兄弟与友人们都挺“现代”,虽穿着长袍,写着毛笔字,玩玩古董,但也不过鉴赏的态度,对人生的看法,也有鉴赏家的眼光。远远地打量着,并不轻易走进对象世界。那时候在鲁迅的住所八道湾,是有一个定期聚会的,我们把它说成沙龙,也不错吧。沈尹默后来回忆说: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人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竟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判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
      鲁迅、周作人和自己的友人在一起时,说话都挺放肆,彼此坦然得很,并不存有戒心。友人们对周氏兄弟,大概也是如此。你看钱玄同写给周氏兄弟的信,就毫无正经,常常通篇是胡闹,正经的话不多。他们彼此的信件,文字游戏的地方多,因为都通文字学,所以行文不免“卖弄”一点学问,引来一笑。做斗士的时候金刚怒目,而平民化的时候,就有些游戏之风,这一点,与明清愤世的士大夫,略有一点相近。五四文人的傲世、通脱、清峻,实在不亚于魏晋风度。你读那时的信札、日记,不是已感到了久已绝迹了的冲荡之气?
      钱玄同有诸多致周氏兄弟的信,可见那时的情形,其中一封云:
      今天(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大日本帝国大正八年,大中华民国八年,元月卅一号。即戊午年十二月除夕。<按夕当作朝>)早晨寄出一封骈体信,此时或已达览。日将午,得庚言先生来片。现在(二月一号上午一点多钟)又得仲由氏来信。对于胡先词中予言之人之大作,吾三人均有论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作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一作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矣。
      鲁迅和周作人回信的时候,也喜用玩笑口吻,以诙谐的字句谈正经的话题。周作人写信时,爱称对方的绰号,说一些介于正经与不正经的事情。然而学识与眼光,确实高远。鲁迅那时就显示了怪异的地方,他很少出席《新青年》会议,但对其中的事务,还是认真待之的。他的文章固然以幽默闻世,但深邃与忧愤,亦隐藏其间,且看他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件: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竞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信写得随随便便,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有,态度却是朗然、分明的,读这一封信,就很易使人想起魏晋时代的阮籍和嵇康,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韵,并非一个“狂”字可以解得。五四那代人豪放之外,又多一种魔气,他们在谈笑风生里,常对祖先的文明发几声咒语。魏晋的文人只会装疯卖傻,放荡不羁,到了鲁迅、钱玄同这一代,则不仅志不拘检,口吐狂言,且又从魔瓶里放出毒素,熏染着这个世界。鲁迅诸人是深切地敏感着自己的生存与旧有遗存之间的冲突的,他们意识到,“文化的革命就是不断延迟的危机”。而知识群落的使命之一,就是直面着它,且以创造的精神构建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奇怪的论点曾说,鲁迅这些人以自怨自贱的方式对待世界,且败坏了自己的判断力。事实却恰恰相反,那一代人对自我和周围的世界看得何等清楚、透彻!一个不懂得痛感,且与旧我分离的人,至少可以说是麻木的。但那一代人却唤起了沉睡的民众,使麻木的人们懂得了站立的价值。他们以恶意的方式,建立了人间世善的园地,又不惜背着黑暗的重负和恶的名声,放人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今天的人们,觉得他们是如此的遥远,又如此的亲近,那是自然而然的了。


    远去的群落/孙 郁
    链接来源:http://www.360doc.com/showWeb/0/0/301719.aspx

      多年前,一位日本汉学家和我谈起《今天》的往事,因为了解有限,竟不知道和他交流些什么。围绕《今天》的那几位作家是有分量的。北岛、芒克、史铁生、阿城至今仍拥有很多的读者。在我过去的印象里,这几个人一直是孤零零的、独立的存在,未料到彼此间有那么深的同人之情。他们的文本背后,其实有着许多故事,有的内涵之深,甚至超过了作品本身。这是在读到徐晓的《半生为人》后才知道的。较之于民国间的同人期刊,《今天》那些编者与作者组成的景观,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毫不逊色。徐晓提供的史料,大概会使那些悲观于当代文学史的人,发生一种观念性的变化。
      北岛那一代人在如今大陆文坛的影响力渐渐弱化,一些青年诗人甚至连提都不愿提及了。我前几年读他在国外写下的文字,印象是已与国人有了隔膜,彼此关心的话题不同了。北岛曾不满意于自己七十年代的作品,以为过于道德化。但在我看来,恰恰是那个时代的文字,融进了一代人寻路的苦楚,至今依然散着特有的光泽。有一个时期,偶看到他和芒克等人的诗集的再版,在字里行间,依然能嗅出迷人的气息,于是叹道:在远逝的韶光里,那些温暖过无数人的精神存在,今天还闪着生命的火,这是别一类作家所不及的吧。
      《今天》问世于“文革”刚刚结束的一九七八年,那时候我正在大连的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偶从友人那里看到传抄出来的诗,很是惊讶。此前我已有了多年写诗的历史,自从看到了北岛等人的作品,便洗手不干了。我知道那才是真正的诗,而自己以前弄的那些,不过口号而已。《今天》的油印刊本,我一直没有见过,许多文字是从别的杂志转载里看到的。北岛、芒克的诗在什么地方有一点“七月派”的痕迹,我觉得阿垅、绿原、曾卓的创作就已有了类似的意象。不过《今天》的诗人不同于前人的是,文字没有多少唯美的东西,每一首诗都仿佛久久压抑在地底的岩浆,突然地喷射出来,滚动着巨大的热浪。北岛的《回答》、《宣言》、《船票》等,有久浸黑暗的悸动,幽愤是深广的。我相信作者的精神准备远无穆旦那一代诗人充实,充其量不过俄法的诗歌译本与“文革”经验的暗示,然而那些词语却能将一代人的血腥和苦梦,袒露在平庸的天地间。那几个人的短作都非一般的咏叹,有的表述类似于鲁迅的《野草》,委曲婉转,一些思想甚至于淹没在模糊的旋律里。曾经被直白、无趣地书写的文体,现在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暗语式的反讽、内省的句式代替了。北岛有一点玄言味,江河是夜的旷野般的深奥,芒克像幽暗的煤,随时能发出光明来。《今天》派诗人没有颓废的声音,他们将苦难踩在了脚下,头上是高高的太阳。那一群人与那个时代的文人比是超前的,每一个人都辐射着更为个性化的东西。舒婷曾谈到最初读到北岛的诗,“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她形容那时的感受是“就好像在天井里托儿所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那本杂志吸纳了“文革”地下文学的许多精华,一时间一些重要的作品,都在《今天》登台了。食指、舒婷、阿城、史铁生、杨炼、严力都推出了自己的心灵之作。白洋淀诗派、北京知青的手抄本,以不同的姿态闪现着自己的智慧。在漫长的十年中,当时的报刊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作品,然而北岛们却在灰暗中慢慢生长了。那时候的青年在默默地读普希金、萨特的汉译本,还有苏联的非主流艺术。这些奇异的思想在民间暗暗地扩散着,成了精神的底色。在多多、芒克、江河的文字里,可以看到自我经验与欧洲个性主义思潮的呼应。即使后来加入其中的顾城,也以其童话般的想像,在模仿欧美诗人的过程中,弹奏出完全属于自我的神异之曲。林莽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概括了那些作家的特点,我以为是对的:“'伤痕文学’和社会是合拍的。由白洋淀到《今天》孕育而出的朦胧诗的精神内核是和社会不合拍的。”这一群落组成的合唱,从边远的荒原传来、渐渐被更多的人听到,的的确确改写了一段文学史。
      在《今天》问世之前的几年间,中国青年之间流传着一种地下文学的手抄本。那时的写作者都是一些无名氏,然而思想已有相当厚重的地方。“文革”后期许多知识分子在默默地写作,比如丰子恺自娱自乐的随笔,钱钟书的《管锥编》片断,都深藏书斋中,未曾流行。那都是些阳春白雪的东西,或许己身的恩怨含得太深,因此便自言自语,并无交流的冲动。但那些手抄本是热血奔腾的,具有相当的鼓动性。杨健先生著有《中国知青文学史》,披露了赵一凡一九七五年初入狱时在其家中搜查出来的诗歌目录。那时候北岛等人已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格,精神也日臻成熟了。《今天》便是这些无名之辈精神思考的产物,以其十年间自发的精神内省与盘诘,具有象征意味地揶揄了荒谬的生活。这是些特有环境下的精神孕育,和五四时期的文人不同,“《今天》派”是在几近沙漠的环境里,在与域外文化隔绝的时候,显示了智性的潜能。
      人们往往注意杂志发表了什么,却极少关顾背后的故事。徐晓在描述《今天》的片断时,不经意间透露了许多细节,我们才知道那些有名与无名的参与者,为这个刊物的诞生和成长,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北岛、芒克都带有一点圣徒的印迹,而周英、赵一凡则仿佛是殉道者。这让我联想起二十年代北京曾有过的《语丝》社、《未名》社、《沉钟》社等同人杂志的编辑者与作者的故事,那也是文学史中美好的风景。不过民国的社团有日本和英法美的文化参照,许多人是留洋归来的,带来的是异域的东西。《今天》同人没有那些域外的参照系,许多想法都是自生的。他们甚至没有市场的概念,除了信仰没有别的。文学的背后,其实就是人生的问题。鲁迅当年和青年们在一起搞文学期刊,也有类似的情结。几个不同背景的人走在一起,为的是心里的梦想,中国文人的痴情与宗教般的圣洁之心,往往隐含其间。文人间最脆弱和最美好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找到。《今天》同人之间的交往,他们非主奴的平等关系所导致的共产现象,都有值得回味的地方。但这一高度精神化的松散团体未得延续,也呈现了一种宿命。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存在都有相似的命运,但它们本身却成了现代思想的驿站,今人的精神,有的也是从那一个个据点中传递过来的。
      文学社团是个值得冷观的现象。现代期刊起源于同人的梦想,与党派的利益也深有关系。新文学诞生前后的杂志,多由学人所创,章士钊之于《甲寅》,陈独秀和《新青年》,周氏兄弟身边的《语丝》,都是气味相近的人的园地。在人道隔膜、心性日俗的年月,同气相求便成了活下去的理由。记得整理“未名社”的史料时,阅读过那本周刊《莽原》,便被同人间的友情打动。鲁迅为李霁野垫资出书,韦素园吐了血还在校鲁迅等人的文章,其间绝无谋利的私情,大家在做着相近的梦,不过从异域译一点美文,窃来火种,点亮此岸。韦素园死后,鲁迅曾十分的悲痛,倒不是为了他的才华惋惜,乃是因了一种人间少有的良知与善意。鲁迅一生痛恨伪君子,然而对民间殉道者的挚意却每每留恋。同人的存在意味着周围的世界盛行着排他主义,集结一股孤单的力量来显示异样的精神存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徐晓介绍《今天》的片断,让我感到它与民国的一些杂志虽背景不同,心绪却惊人的相似——他们都相信一种文字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确,精神之河从小到大地汇聚着,旧物是可以在这样的力量面前退缩的。新文学的长河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变动里,还保留着可贵的不变的东西。
      《今天》在今人的记忆里还能如此鲜活,乃是因为那一群人做出了超乎常人的生活选择。民国初的同人杂志不存在职业选择的压力,在编制过程中还有一点余裕的快乐。读《骆驼草》、《未名》、《晨钟》常常还能看到平和的审美静观,有时甚至是对人间的逃避。而《今天》那一群人,许多是义无反顾、直面人生的社会边缘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逻辑和流行色几乎没有关系。在那选择余地极小的年月,他们在狭窄的胡同缝隙里,却拓出了开阔的空间。杂志上的作品带有浓烈的悲剧氛围,所有的记忆几乎都与黑夜有关,以致那些诗与散文的底色都是暗淡的。遥想四十年代“七月派”诗人的劳作,还有着象牙塔式的乐天的意象,在最忧郁的诗句后,还依稀流着寻梦的欢愉。而七十年代的《今天》作者,则完全被一种悲怆的韵致包围,文字后有着反抗荒谬的哲学式的冲动,绝无漂在水上的那种轻松。较之于艾青的《火把》诸诗,北岛、江河、芒克的诗句好像更有格言的魅力,虽然这些格言是晦涩的。他们阅读了历史与肉身的苦难,文字带着痛楚的肉感,不可言喻的隐秘如同电流一般震悚地传动。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已不屑于写这样的文字,也无所谓恶魔与天使的分野。北岛们的遗响究竟在后人那里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尚需思考的问题。

      五四新文学有明显的对外来艺术的仿照,虽然那些问题意识滋生于中国社会。民初的文人要做的事情很多,学者也要承担起作家和政治人物的责任,思想是驳杂的。在那个时期的作品中,你有时也能读出精神的朗然。到了七十年代,文学的功能越来越小,即使是地下文学,也已没有了公开模拟或讨论域外文学的形影,一切表述都处于朦胧的状态,并不能像胡适那代人直言直语。北岛等人的特点是怀疑主义,但那种怀疑主义和罗素的中国推崇者如曹聚仁、张中行等并不相同。他们不是学理层面的顿悟,所有的只是生命的直觉。他们在谎言、死亡、沉默里发现了人不应该那样的表述,而应当如此地独白。所以整个创作呈现出压抑后的紧张、冲荡和深切的自戕。徐晓在书中坦言:“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在乎是不是虚无,或许虚无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但不知怎么,年轻一代的虚无色彩的文字,很少像《今天》的作者那么感动过我,至今阅读七十年代朦胧诗群的片断,依然有着激动。好似那些诗句还是为今人写的,谁能说汩汩诗绪的流动里,没有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本然?
      北岛之外的另外几个小说家如史铁生、阿城,其文字间流动的哲思与情趣,也如同历史的遗物,成了不可重复的思想的标本。他们永远沉落在流行色之外的深谷里,但心却与泥土和上苍贴近着。史铁生、阿城在《今天》的队伍里并不算主力,但他们后来的成长构成了文学链条的另外一环。史铁生由宿命而走向了哲学,阿城则在东方文史哲的遗绪里找到了现代人需要的智慧与狡黠。《今天》成了各种个性主义文学的生长点,那些微弱的种子各自萌发了绿色。十几年后出现的王小波,在精神哲学上已完全不同于他们,但我在其精神谱系里,还是找到了某种承传。在一种秩序成为万有的定律时,寻找另外一些可能变得那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类人的加入,所谓新时期文学仍会陷入唯道德化的旧路里。所以我有时想起那一群人,感动的并不仅仅是几篇作品,而是他们打通了一个走向明天的通道。人完全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思想和活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一句诗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意思是,自己所有的不过是悲喜时节的歌哭,并不想和谁抢走公理或正义。“回到自己那里去”,是七十年代青年作家开始的努力,到了王小波那里,这一努力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文学的发生与传播过程,绝无大学里的讲章那么简单。如果文学史只是文本的解析史,那是有着巨大的欠缺的。《今天》的背后是一个个未曾沉沦的灵魂的组合,无字的与有字的书就这样形成了。史铁生曾为周英写过一段墓志铭,当可看到那一群人的难能可贵的精神。赵一凡、周英等人忘我的工作,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柔石、韦素园,默默地劳作着,默默地挣扎着,不求闻达于世,只管倾尽心血,那才有着圣洁的闪光。这一群人,在没有光的世界暗自地燃烧了自己,又很快消失于长夜里。他们自知走向死灭是人的必然,然而却以自己的生命,显示了人间的另一种可能:在虚伪与荒唐包围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比抵抗虚无更重要的事?直到今天,回望那个远离我们的群落时,我仍不能仅以“缅怀”二字解之。
      二○○五年五月五日于下斜街
      (《半生为人》,徐晓著,同心出版社二○○五年一月版,28.00元)

    分享到: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 呵呵,那就不看也罢。
  • 我的天啊,看到天亮也看不完了